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一)宪法

宪法是规定国家制度的根本大法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也是国家赔偿法的主要渊源。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我国早在1954年宪法就明确了国家赔偿责任，根据第9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

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982年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1982年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成为我国随后制定《国家赔偿法》的重要依据。

(二)国家赔偿法典

我国《国家赔偿法》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主要渊源，对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作出了系统而完整的规定。1995年施行，2010年修订。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章

这里所说的其他法律主要是指《民法通则》和《行政诉讼法》。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前，《民法通则》一直是调整国家赔偿活动的主要法律规范，其中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国家赔偿法》实施以后，民法依然是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渊源，但在司法实践中有遭冷冻之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九章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同时规定了赔偿程序。

我国很多法规、规章作出了有关国家赔偿的规定，这些法规成为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之一。比如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公安部制定的《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国家赔偿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司法部制定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等。

(四)法律解释、批复等规范性文件

法律解释是指有权机关就法律规范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为进一步明确界限，以及如何具体运用所作的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这里的批复主要是指司法机关就具体案件问题所作的批复。

国家赔偿法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的渊源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宪法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法律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程序法于一体等。

一、国家赔偿法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赔偿法是指有关国家赔偿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宪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特别法中关于国家赔偿的各种法律规范。狭义的国家赔偿法是指专门规定国家赔偿内容的法典。对于国家赔偿法的概念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可以作如下理解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

1．国家赔偿法是关于国家赔偿的法律规范

2．国家赔偿法是一定范围内法律规范的总和

3．国家赔偿法是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为一体的法律

二、国家赔偿法的渊源是指国家赔偿法律规范的根本来源。在不同国家，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不完全相同。我国国家赔偿法渊源是：1．宪法，1982年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害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项规定成为我国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最重要依据。2．民法，从国家赔偿法产生的历史看，民法发挥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首先，民法中“平等、有侵权必有责任”的观念是确立国家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其次，民法中的侵权赔偿制度成为制定国家赔偿法的范本，特别是丰富实用的民事赔偿原则、赔偿范围、赔偿标准和方式成为各国国家赔偿立法的参照系；最后，民法确认和保护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成为国家赔偿法所保护的主要对象。3．诉讼法 4．行政法 5．法律解释 6．国际条约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8页。

张千帆 主编《宪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0页。

刘志刚 《宪法诉讼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的民主价值》第4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2005.7

2、《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

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

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

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

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

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

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

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

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立法赔偿纳入国家赔偿法范围的法理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范围的限定

国家赔偿法制定实施已逾十数年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从制度实践的效果来看，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在这些诸多问题中，国家赔偿的范围过窄问题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使得公民在遭受国家侵权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得赔偿，已经成为学界和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有很多的层面，其中一个重要但却未被充分发掘的层面就是立法赔偿问题。如果说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只是赔多赔少的问题，纠缠的是具体标准和技术细节，那么立法赔偿干脆就是不赔——不仅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对立法赔偿只字未提，而且国内的国家赔偿法教科书对该问题也同样保持沉默，通常只在介绍国家赔偿法的历史以及法国行政法时稍有提及[①]。因此，在我看来，中国学者构建的国家赔偿法学术体系过度地保持与制度体系的一致性，无法反映出国家赔偿法发展的理论需求，因而是很不完整的。

在立法赔偿领域，就笔者的检索范围看，还没有专门的学术论著；就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以“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为基准平台，输入“立法赔偿”进行检索，结果不超过10篇，而且大多是一些法学研究生或法律实务部门的人的作品，通常被认可的行政法学家鲜少涉猎该领域。这反映出立法赔偿在中国国家赔偿法学术体系中地位之卑微。笔者选择这一论题，因而在文献资料上就会显得很薄弱，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鼓舞着笔者勉力探索，以将立法赔偿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供更多的学人研讨。

为下文论证之便，在此对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概念进行基本的限定：立法赔偿是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由制定机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一种法定赔偿类型，立法赔偿分为议会立法赔偿和行政立法赔偿两种，[②]但下文若无特别说明，立法赔偿即指议会立法赔偿。

二、立法赔偿的法律史概况及评论

立法赔偿是一种新近发展起来的国家赔偿类型。在法律史上追索立法赔偿制度的源头，还必须将目光投向法国。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也可以说是立法赔偿制度的母国。法国通过“公共负担平等”的公法原理及法国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初步建立了国家赔偿法中的立法赔偿制度。除了法国，德国在一定程度上也建立了有限的立法赔偿制度。日本在“麻风预防法违宪国家赔偿案”[③]中也对立法赔偿采取了接纳的态度。下文将集中讨论法德两国立法赔偿制度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的评论，从中抽离出对我们国家建构立法赔偿制度有意义参考点。

1、法国立法赔偿制度：判例史的考察

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是从行政契约领域开始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1906年的Compagnie P•；L•；M一案中发展出“国家补偿责任”规则，即行政契约的一方当事人因国家法律的变更或废止而受到特别损害时，如果法律本身没有排除赔偿的规定，则国家应对契约的对方当事人负补偿责任。当然，由于法国行政法并未采如我国国家赔偿法一样的“违法原则”，因此在法国行政法语境中，赔偿与补偿并不进行严格的区分。

但是行政契约领域的“国家补偿责任”规则的确立，还不能说作为一种国家赔偿制度的立法赔偿制度已经完全确立。法国立法赔偿制度的一个奠基性判例是1938年的“小花牛奶公司案”。该案的基本案情是：法国为保护牛奶工业（天然奶），于1934年制定了一个禁止生产奶类制品代制品（人工奶制品）的法律，结果导致小花奶牛公司停业；该公司于1938年向行政法院起诉，请求国家赔偿并获得法院支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通过该案建立了普遍的立法赔偿原则，正式确认国家在契约以外的行为中，即使法律没有赔偿条款，如果对相对人造成损害，国家就需要对相应的立法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在该案中作出支持判决的一个重要法理基础就是法国行政法上的“公共负担平等”原则。[④]关于“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笔者以为有必要在此作一点解释，因为法国的行政法院在此不是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出裁判，而是在法律本文缺失赔偿条款时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通过援引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的“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支持了国家赔偿责任的成立。“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是来源于《人权宣言》中的“个人公共负担平等”思想，这是卢梭社会平等思想在共同体建构中的原则体现。“公共负担平等”成为法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理论，该理论要点在于：国家公务活动的目的是公共利益（卢梭称之为“公意”），人民同等享受公务活动的利益结果，并同等分担公务活动的费用；如果公务活动造成了个人的特定损害，实际上使得个人承受了公共负担份额之外的额外负担；这种额外的负担应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担，而不能由个人完全承受，这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分担的基本方式就是国家用纳税额进行赔偿。[⑤]该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立法赔偿的理论基础，实际上也可以成为整个国家赔偿法的理论基础。

由此，法国通过行政法院的一系列判例确立了国家赔偿法上的立法赔偿制度。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有其自身法律体系的特点，但在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因为法国和我国都还没有建立事后违宪审查制度，法国行政法院独立化及其富有特色的判例制度等。我们有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立法赔偿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赔偿类型，由于立法针对对象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因此关注法国立法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比关注该制度扩大国家赔偿范围的宽泛意义更为重要。关于法国立法赔偿制度上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王名扬教授在其《法国行政法》一书中有过较为精当的“五点”概括：（1）议会法律的排除赔偿条款不受审查，即行政法院不能审查议会法律的合宪性，议会法律明确或默示排除立法赔偿的，法院不得判赔；（2）受损利益具有正当性；（3）损害具有特定性，因为普遍的立法损害不违反公共负担原则，不予赔偿；（4）国家无过错时，损害要具有重大性；（5）重大利益立法不符赔偿责任。[⑥]可见，“小花牛奶公司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在该案例中相关的议会法律没有排除赔偿条款；受损的牛奶公司是合法经营；只有该公司一家受损，故损害具有特定性；该案中国家立法存在一定过错；该项立法并非涉及重大利益。可见，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立法赔偿问题上设置了非常严格的条件，上诉五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就可能导致无法获得赔偿。可能这也是法国虽然较早的建立了立法赔偿制度，但立法赔偿的案例并不多。笔者以为这体现了一种司法审慎的原则，即在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进行了复杂而微妙的平衡。同时，我们还需要主要法国自身的宪法审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或限制了法国行政法院创设的立法赔偿制度，如宪法审查实行的是事前、抽象的“宪政院”审查模式，法案已经通过生效即禁止任何形式的再审查，除非议会重新立法或修改法律。因此，法国的立法赔偿制度的稳定性并不如想象的高，因为议会可以简单的通过“排除赔偿条款”先行排除立法赔偿责任，这时行政法院就无能为力了。

2、德国立法赔偿制度：条文的解读与比较

德国立法赔偿制度的建立要比法国晚，而且是通过制定法的形式确立的。联邦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1973）》第6条第1款规定：

“立法机关关于宪法法院确认其行为违法后18个月内，未有其他立法者，发生第3条（金钱赔偿）之法律效果。”[⑦]

德国《国家赔偿法》（1981）第5条第2款规定：

“如果义务损害为立法者的违法行为所造成，只有法律有规定并自阿规定的范围内，发生赔偿责任”。

此外，在立法赔偿所针对的规范对象上，法国仅限于议会立法，而不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实践倾向于排除议会法律的立法赔偿责任，仅针对规章违反上位法的情形。[⑧]

限于资料，笔者未能收集到德国法院在立法赔偿方面的判例，但从现有的法律条文来看，立法者以及最高法院都倾向于限制立法赔偿责任，如《草案》规定了违宪的前提和“18个月”的再立法期，《国家赔偿法》（1981）规定了立法赔偿的严格法定主义。因此，如果立法机关审慎对待，那么立法赔偿责任可能一直无法成立。因此，虽然德国通过制定法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立法赔偿制度，但其多层严格的限制使得立法赔偿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当然，笔者同意结合各国自身的宪政制度对立法赔偿进行限制，已确保立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有效性，因为立法赔偿诉讼经常干扰议会将导致立法工作受到影响。不过，立法赔偿制度存在的最大意义，笔者以为不是具体给当事人多少赔偿的问题，而是监督立法机关审慎立法的问题，并且申明了立法行为的有责性。

三、立法赔偿为何姗姗来迟？——重温主权理论

上述对法国与德国立法赔偿制度的考察告诉我们，立法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只是一种极其有限的存在，各国的具体制度形式出外比较大，但无一例外的对立法赔偿责任进行限制。我们知道，在绝对主义的主权观念下，任何形式的国家赔偿都是难以想象的。后来是宪法学家狄骥通过对绝对主义主权观和国家观的理论解构，为国家赔偿制度开辟了道路。[⑨]但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立法赔偿制度的发展远远迟缓于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有些国家又称“冤狱赔偿”）而且被设置了多层的限制，这不得不引发我们反思，并且要求我们在建构立法赔偿制度时所要注意的分寸。这必须回到传统的主权理论。

我发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国家赔偿法教科书及涉及立法赔偿的论文大抵都将主权理论或观念看作是一种过时的东西，看作是对扩大国家赔偿法问题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一种障碍？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些国家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表象，没有注意到它们国内具体的争议以及立法或司法制度上的审慎对待原则。其实，国外已经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国家（比如法德）对立法赔偿责任的限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议会代表人民意志，其立法具有权威性。这种基本判断背后不是所谓的公民权利概念，而是主权概念。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主权的概念及“立法主权”在建立国家秩序上的重要性，我们对于立法赔偿的讨论才可能是理性和富有意义的。

主权理论必须追溯到法国思想家博丹。博丹的主权理论是一种立法主权理论，他对主权的规定是“国家绝对和永久的权力”，他通过在理论上抽离社会中间层，建立了近代第一个基本的“主权者——臣民”的立法主权模型。这一模型后来虽然被不同时期的理论家所加工或改造，但其基本思想都源出于博丹。博丹在规定了主权的基本属性之后对主权采取了一种经验式的列举方式，将主权理解为一个包容若干重要项的权利束，这是一种典型的法学思维。他将制定法律作为作为主权的第一项权利，奠定了整个近现代主权理论的“立法主权”性格。[⑩]后来主要的主权思想家霍布斯和卢梭都将立法权作为主权最重要的标志，特别是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国家合法性的基本论证模式，现代的宪法基本都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

以人民主权思想为基本制度线索，我们就会发现立法赔偿姗姗来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体的社会契约义务，即个体作为公民在建构整个政治共同体秩序时所承诺接受的守法义务。社会契约的最重要意义不在于权利，而在于权力，即个体通过共同的行为形成一个公共意志和人格，全体共同置身于该公共人格的指导之下，在享受共同体体福利的同时承担起个体的社会契约义务。而由民主政治程序支持的立法则成为这种公共人格的体现形式，而且是唯一可能的体现形式。因此，不管狄骥以什么样的形式解构了主权理论和观念，都不可能是彻底的。在一个秩序井然和治理完备的政治共同体内，集体主权的需求和个体权利的需求是同时发生和互为条件的，因此尽管国家赔偿法在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立法领域必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否则我们很难想象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威性、神圣性，无法想象国家具有何种值得尊重的公共人格。

笔者在此引入主权理论，主要是为了提供一种观察和思考国家赔偿法特别是立法赔偿问题的新的视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它将提醒我们在不断索取公民权利的同时是否注意到并合理考虑了个体公民所承担的社会契约义务。

还需要指出的是，立法赔偿制度的建构往往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关联。如有研究者认为“二者（立法赔偿和宪法诉讼）在程序衔接山野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日本的立法赔偿常与违宪审查诉讼同时提起，立法的不法以‘违宪’来确认。应该说这种做法是比较符合法理的。”[11]而德国的立法赔偿制度也要求以违宪作为前提。问题是，这种“违宪型”立法赔偿制度需要某种事后的、司法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前提。法国不具有事后审查制度，因此其立法赔偿制度的范围是不稳定的，立法“进”则司法“退”。这提示我们思考中国的立法赔偿制度时需要根据我们自己的宪政制度进行设计，不可能绝对的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确实，如果以议会法律为对象，依一般的法理与逻辑，如果没有相对独立而成熟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前提，立法赔偿是难以成立的。法国的特殊性在于：其拥有独立而发达的行政法院系统，这个系统具有丰富的判例体系和高超的司法技术，所以能够通过小心的避绕和解释法国的宪政制度，并通过“公共负担平等”原则逐步建立了法国特色的立法赔偿制度。但法国只是特例，尽管它最早的建立了立法赔偿制度。其实法官行政法院表面上说无权审查议会法律，并且立法赔偿责任的成立也不以违宪性作为前提，但其援引“公共负担平等”原则作为主要的法理基础，该原则在此处已经不是一般的公法原则，而是法国的“不成文宪法”，法院依该原则作出的立法赔偿判决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内涵。笔者认为立法赔偿（以议会法律为对象）本身就是一种违宪审查，不管它与违宪审查在程序上如何安排，违宪性都应该成为立法赔偿的要件之一。

从立法赔偿与违宪审查的关联性来观察立法赔偿姗姗来迟的现象，我们就会理解为何法德两国都要严格限制立法赔偿责任——违宪审查权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态的、高危险的权力，其审慎和严格行使是国家稳定的需要。但是违宪审查与立法赔偿又具有一定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是法律后果上的，违宪审查的后果主要是宣布无效、撤销或责任修改等，而立法赔偿的后果就是损害赔偿——前者可能主要是政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责任，而损害赔偿必然是对外的责任，而政治权力系统的运行是需要一定的封闭性的，因此，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前提，但后者未必是前者的结果。以笔者的理解，排除法国那种过分特殊的事前宪法审查模式，以违宪审查的一般事后模式来看，立法赔偿的发展还远远迟缓于违宪审查。这也不奇怪，因为违宪审查注重的是法律体系内部的自洽性，虽然其可能与公民权利相关并由公民发动，但却并不必然或者很少引起具体的国家赔偿责任；而立法赔偿注重的是法律侵害的可赔偿性。

四、我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由于本文是对国家赔偿法纳入立法赔偿制度的一种原理性探讨，因此无意于追究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技术细节或政策建议，结合前文的考察与分析试图提出思考中国立法赔偿制度可能性的参考框架。笔者发现已经发表的、涉及立法赔偿制度的学术论文五一例外的都是主张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并且认为这是扩大国家赔偿法范围、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是文明和进步的体现。这种逻辑当然没有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但笔者需要指出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中国还不存在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全国人大的法律是不可能受到违宪评价，因而是也不可能确立立法赔偿责任的。有人也许会说，法国也不存在事后普遍的违宪审查权，我们能不能学学法国，鼓励在行政审判中支持立法赔偿？否也。法国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和丰富的行政法判例体系，能够通过解释诸如“公共负担平等”这样的一般性原则发展法律，这是法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最重要基础，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中国的司法部门独立性不足，司法经验与技术不足，与社会的互动也不足。尽管有研究者建议“人大的立法赔偿问题由法律另行规定或在国家赔偿法中单列一章”[12]但这种立法的可能性及后续司法的可能性都很成问题。因此，笔者以为在中国违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之前，人大（包括地方人大[13]）的立法赔偿问题，除非立法本身加以规定，否则是不可能引起立法赔偿责任的。立法赔偿制度在人大立法领域的拓展在根本上取决于人大制度的改革进程与改革框架，以及中国是否能够建立某种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为在笔者看来，本文前面的考察和分析已经揭示了立法赔偿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原理：违宪性是立法赔偿的前提，没有违宪审查就没有立法赔偿。当然，这里是仅就人大立法赔偿而言的。因此，在中国讨论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可能性，不能简单的从作为特例的法国模式出发，而应该以德日的“违宪审查与立法赔偿的关联性”模式为基准进行思考。

二是区分人大（议会）立法赔偿和行政立法赔偿，侧重建立行政立法赔偿制度。在目前的宪政框架下，人大的立法赔偿由于依赖于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而不能得到解决，但行政立法赔偿却可能获得突破。行政立法赔偿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密切相关。目前的情况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可以在提起行政复议时一并进行审查，但这不是司法审查，而是行政系统的内部审查。在行政诉讼法领域，抽象行政行为，无论是较高位阶的行政法规与规章，还是较低位阶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法学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业已达成共识，并积极提议修改行政诉讼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笔者以为抽象行政行为，特别是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一件可期待的事，因为其体制阻力远比人大立法赔偿制度的确立要小。这一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修改行政诉讼法，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首先做到与行政复议法的衔接，并积累立法赔偿的经验；第二步，将规章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建立规章违法的立法赔偿制度；第三步，在前两步充分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行政法规纳入司法审查的领域，建立行政法规违法/违宪的立法赔偿制度。制度总是渐进发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弱制度经验的国家，激进改革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中国的立法赔偿制度以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和行政立法赔偿的先行为起点，是一种非常明智选择。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行政立法赔偿部分必须主要区别于普通的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在赔偿责任的限制上需要更加严格。因为行政立法行为虽然一般被认为是行政行为，但它不是普通的行政行为，而是一种法律规范的创制行为，议会立法赔偿所遭遇的困境和限度行政立法赔偿一样难以避免。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借鉴法国行政法院的操作技术，具体可参考王名扬教授概括的“五要件”，特别是其中的损害特定性要件。

四、结语

立法赔偿根本地涉及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种系统性重构，是国家赔偿制度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发展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受到现代宪政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是，立法赔偿与行政赔偿及刑事赔偿具有重要的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将可能导致国家根基的瓦解和基本秩序的松动——这种重要差别就是：立法是普遍性行为，而行政或刑事司法只是个别性行为——如果无差别的处理三种类型的国家赔偿，那么普遍的立法就将产生普遍的赔偿，而且还可能与作为个别行为的行政或刑事司法赔偿发生重叠和交叉，覆盖或吸收其他制度的功能。本文的考察和分析表明：即使在最先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法国以及通过成文法建立立法赔偿制度的德国，立法赔偿责任所受的限制都远远超过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因此，在中国建立立法赔偿制度必须坚持审慎原则，尤其需要结合自身的宪政制度独立思考。由于中国尚未建立任何有效形式的违宪审查制度，因此人大立法赔偿不可能在现行体制下获得解决，但行政立法赔偿可以先行，并为将来可能有限纳入的人大立法赔偿积累经验。在建构中国的行政立法赔偿制度时，尤其需要注意法国行政法院的司法经验，将其成熟的司法经验作为我国立法的可行参考。在“走向权利的时代”，在习以为常的将法律制度理想化和简单化的时代，我们思考立法赔偿制度，尤其需要审慎的思虑和辨析，否则就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公民宪法权利救济权有最高法律地位的宪法将其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历史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该规定与法的体系和宪法的法律地位不和谐。完善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立法，确实保障公民权利救济权在新时期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权利救济权 自力救济 他力救济 宪法诉讼

一、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救济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获得救济，就等于没有这项权利，既通常所说的“无救济就无权利”，但这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前提下从反面说明如果对权利不予以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但如果权利不存在，根本没有救济的可能性。权利救济权属于每项基本权利必然包含的内容，因而事实上并非独立的基本权利。[1]宪法是保障每个人权利的“社会契约”，它首先是一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其最高的法律效力要求制定普通法律时，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的内容和方式是普通法律应该之规定，这些一般体现在诉讼法律制度及行政复议等法律规定中。因此，权利救济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是不适当的，至少不符合法的逻辑体系。

我国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救济权有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批评权可以认为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建议和检举权不能包含在权利救济权内，因为这种权利的行使不能使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得到救济。而控告权和申诉权包含在诉讼权内。既然宪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当权利受到来自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侵害时，公民有权获得国家赔偿是宪法确定公民权利得到救济的应有之意，也是法的正义性必然之要求。宪法是“法律之法律”，其超然地位决定制定普通法律时，立法者在制定宪法权利时应同时制定保障权利实现的救济权，这种保障的提供是国家的义务，而对于公民来说是权利救济权。

我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宪法的权利救济权不排除有积极的因素。在中国宪法之上的观念较弱，人们习惯于从宪法的具体规定中机械的寻找创造法律的依据时，在中国走向法治的进程中，宪法规定了权利救济权无疑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比如，也许宪法如果没有规定公民的国家赔偿权，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可能滞后出台。因为从表面上看，宪法的规定普通法律如果不能与之配套的话，人们很容易看到该漏洞从而引起立法的冲动，以至于完善它。但这种规定我们并不能因其具有积极因素而排除其不合理性。

宪法规定了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害的救济权，但却没有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比如，没有规定公民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鉴于时代已经改变，社会之结构，已从农业迈入工业。社会结构之改变，明显地影响到基本权利之效力。在工业社会下的生存弱者，民法所谓的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对其都无意义。对个人尊严以及基本权利之侵害，除了国家以外，实质的社会势力者，亦是主要来源之一”。[2]由此可以看到规定公民对来自国家机关之外的侵害的救济权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宪法权利救济权的规定无疑暴露出中国制宪的不成熟性。如果作为明示的规定来突出权利救济权的重要性，在宪法修改时可以概括列一条“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这样既能体现宪法的高度概括性和“无处不在”性，又符合宪法作为法的逻辑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共6章35条，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的内容（国家赔偿范围、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国家赔偿方式和标准、国家赔偿程序）：

国家赔偿范围

国家赔偿的范围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它是指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的侵权行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范围。它要解决的是国家对哪些国家机关造成的哪些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对相对人来说，国家赔偿范围意味着其求偿权的范围。国家赔偿范围确定的大与小、宽与窄，直接关系到国家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程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赔偿范围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尺度之一。由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只涵盖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所以，我国国家赔偿的范围包括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不包括立法赔偿和军事赔偿。

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赔偿的制度。

司法赔偿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司法职权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司法赔偿又可分为刑事赔偿和其他司法赔偿。刑事赔偿是指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违法行使职权，侵犯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其他司法赔偿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除刑事司法职权以外的其他司法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依法向受害人予以赔偿的制度。

行政赔偿在国家赔偿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为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家约80%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来实施的，因此，在国家机关中，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最直接、最广泛、最经常。如果他们违法行使职权，必然直接侵犯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负面影响也很大。所以，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点。

在行政赔偿中，行政机关的违法致害行为包括两类：一类是具体行政行为，一类是事实行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只对这两类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属赔偿范围。

另外，国家赔偿法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只限于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的损害赔偿。

国家赔偿义务机关

由于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是国家，而国家是抽象的政治实体，受害人不可能直接请求抽象的国家承担具体的赔偿义务，这就需要有一个义务主体来代表国家履行赔偿义务，这个义务主体就是赔偿义务机关。所以，赔偿义务机关就是具体履行国家赔偿义务的组织，它代表国家接受国家赔偿请求，参加国家赔偿程序，支付赔偿费用。

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确定赔偿义务机关时，基本采用的是谁致害，谁负责的原则。即实施侵害的机关或工作人员所属的机关负责赔偿。

国家赔偿方式和标准

国家赔偿的方式，即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各种形式。由于损害的性质、情节、程度不同，赔偿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由于国家机关承担着国家运转的各项职能，为保证公务的正常履行，赔偿的方式应力求便捷易行，以避免国家机关陷入繁琐的个案纠缠之中而贻误公务。因此，我国国家赔偿是以金钱赔偿为主要方式，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补充。

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指国家支付赔偿金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时适用的标准。由于国家侵权损害的类型多种多样，损害造成的结果也各不相同，设定一个计算标准尤为重要。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其赔偿标准大致有如下三种： 惩罚性标准。侵权主体除向受害人补足其实际损失的费用外，还应支付额外的费用，这种额外的赔偿金超出了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带有惩罚的性质。 补偿性标准。侵权主体支付的赔偿金仅仅是填平补齐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抚慰性标准。国家赔偿不足以填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仅仅是象征性、安慰性的给予一定的补偿，这种赔偿的数额往往少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 由于赔偿标准与国家财力直接相关，基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我国的赔偿基本采取的是抚慰性标准。

国家赔偿程序

国家赔偿程序是指国家机关受理解决国家赔偿纠纷所要遵循的步骤、顺序、方式和时限的总和。对国家赔偿请求人来说，这一程序是获得国家赔偿、实现权利救济的途径和手段。对国家赔偿义务机关来说，是确定其赔偿义务和责任的程序。对人民法院来说，则是最终解决国家赔偿纠纷案件的程序。我国国家赔偿法分别就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规定了不同的程序。其最大的区别在于行政赔偿可以由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而司法赔偿则是法院通过非诉的方式解决。 新中国成立前，当时的晚清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虽然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但没有一条是关于国家赔偿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部宪法（1954年）中就确立了国家赔偿的原则，其中第97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之后在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中进一步重申了这一原则，并提出了立法的任务，其中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法律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展的过程。所以，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也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在没有制定国家赔偿法前，我国是适用有关民事法律的规定进行国家赔偿的。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此后，为了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1989年我国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其中，第67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尽管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赔偿的相关问题作了规定。但是，仅有三条的规定，并且非常概括，缺乏操作性。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为了解决司法领域的国家赔偿问题，在1989年制定行政诉讼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开始组织起草国家赔偿法。经过四年多的努力，1994年5月1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施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的范围，赔偿义务机关，赔偿的方式、标准和计算方法，赔偿的程序，赔偿费用等，作了全面具体规定。这部法律的出台，扩大了公民权利的救济途径，健全了我国国家责任制度，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全面确立。 国家赔偿法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如保障公民权利、调整公私利、规范国家权力等，具体来说，国家赔偿法有以下作用：

规范国家赔偿，建立健全国家责任制度

国家赔偿通常规定在宪法中，但要将高度概括的宪法条文变成实际可操作的具体制度就需要相应的法律去完成，国家赔偿法及其他有关赔偿的规定正是为了执行宪法，对国家赔偿的有关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予以规范，以真正确立起国家责任制度。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法治建设后，先是逐步确立了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但国家责任制度却相对落后，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和1994年颁布的《国家赔偿法》，使得这一状态得以改观。

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行使国家赔偿请求权国家赔偿请求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十分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正因为如此，虽然我国在1954年宪法中就规定了公民享有国家赔偿请求权，但由于缺乏配套的具体规范，国家赔偿制度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一权利只停留在宪法条文中而没有变成一项实际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制定，贯彻了宪法保障公民权利的立宪精神和目的，是对现行宪法关于国家赔偿请求权规定的具体化，尤其是《国家赔偿法》对国家赔偿的范围、赔偿请求人、赔偿义务机关及赔偿程序方面的规定，有效地保证了受害人行使国家赔偿请求权。

监督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国家赔偿法》一方面规定违法致相对人损害的国家机关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从而可以遏制国家机关违法失职行为的发生，达到监督和控制权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国家赔偿法》又规定国家在赔偿相对人损失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人员行使追偿权，这将进一步防止公务人员滥用国家权力，促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国家赔偿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在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可知，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其中国家机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

行政赔偿定义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因其行为违法而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司法赔偿定义

司法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因其行为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司法赔偿又分为刑事司法赔偿与民事司法赔偿、行政司法赔偿。刑事赔偿是指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刑事审判权、监狱管理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违法实施侵权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的过程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是从民事赔偿的区别

国家赔偿是从民事赔偿发展而来的，因此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但是，国家赔偿是独立于民事赔偿的自成体系的法律制度，两者的区别可概括为：

（1）赔偿发生的原因不同。国家赔偿由国家侵权行为引起；而民事赔偿由民事侵权行为引起。（《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务侵权与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有关，公务侵权的民事责任实际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2）赔偿主体不同。国家赔偿的主体是抽象的国家，具体的赔偿义务由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主体与赔偿义务人相互分离。而民事赔偿的主体通常是具体的民事违法行为人，赔偿主体与赔偿义务人相一致。

（3）赔偿的归责原则不同。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而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体系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构成。

（4）赔偿程序不同。国家赔偿的程序较民事赔偿更为复杂，其区别在于：首先，在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之前，除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赔偿外，请求人应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请求，即实行赔偿义务机关决定前置原则，不经该决定程序，法院不予受理，而在民事赔偿程序中，受害人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赔偿请求，无须经过前置程序。其次，证据规则不同。国家赔偿一般实行“初步证明”规则，即赔偿请求人首先要证明损害已经发生，并且该损害第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继而，证明责任转移到被告，而在民事赔偿诉讼程序中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

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的区别

国家补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其合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的损失，国家对其给予弥补的制度。国家补偿责任在国家赔偿责任之前就已经存在。其与国家赔偿的区别为：

（1）两者发生的基础不同。国家赔偿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引起，以违法为前提；国家补偿由国家的合法行为引起，不以违法为前提。

（2）两者性质不同。国家补偿的根本属性在于国家对特定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失的填补，旨在求得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特别损失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补救，以体现其与普通公众间的利益平衡，并不意味着任何对国家的非难。这可以说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

（3）时间要求不同。国家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是损害的实际发生，即先有损害，后有赔偿；而国家补偿即可以在损害发生之前进行，也可以在损害发生之后进行。

（4）两者承担责任的方式不同。国家赔偿责任以金钱赔偿为原则，以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等方式为辅；国家补偿责任多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

（5）工作人员的责任不同。国家赔偿制度中有追偿制度。在国家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以后要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作出违法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追偿，但是国家补偿制度中没有追偿制度。 赔偿的范围过窄，赔偿的标准过低

以陕西麻旦旦案为例：该案的基本情况是：2001年1月8日，陕西省泾阳公安局蒋路派出所干警以涉嫌卖淫为由，将19岁的农家女麻旦旦传唤至派出所，审讯23个小时后，又以“嫖娼”为由对其做出行政拘留15天的行政处罚裁决。麻旦旦不服，向咸阳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公安局竟两次要求其到医院作处女膜检查，但结果证明其仍为处女。后麻旦旦诉至法院要求国家赔偿，经过了一审、二审，法院最终判赔74.66元，而对麻旦旦要求的500万精神损害赔偿予以驳回。一个少女被以“嫖娼”的荒唐理由无辜限制人身自由达2天之久，还被迫以处女膜检查这一有损人格尊严的方式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到头来却只获得了区区74.66元的赔偿金！但是，法院这一判决却是依法作出的。因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2000年我国职工每日平均工资为37.33元，麻旦旦被限制2天人身自由，所以只需赔偿其74.66元。因此，麻旦旦悲剧的根源在于《国家赔偿法》本身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拒绝。从麻旦旦案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70多元的赔偿金都根本不可能抚慰受害人心灵和精神上的巨大创伤。该案也表明，我国采取的抚慰性赔偿标准已不利于公民基本人权—人身权的有效保护。

另外，在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没有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这不利于受害人受损利益的维护。

赔偿程序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的国家赔偿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这意味着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是以侵权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为衡量标准的。这里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由谁来确认侵权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从程序正当的角度讲，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但是，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违法”是要由赔偿义务机关来确认的。而实践中，侵权机关一般即为赔偿义务机关，自己确认自己的行为违法，这显然违反了公正原则，是不利于受害人求偿的。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教授所说，将司法机关对自身违法行为的确认，作为申请国家赔偿的前置程序，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这也是国家赔偿实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虽然，国家赔偿法为受害人实现行政赔偿提供了两条途径，即受害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也就是说，受害人可以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一并要求赔偿，但由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使得一些行政赔偿案件不能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受害人仍需先向侵权机关要求赔偿。

为了解决国家赔偿法所存在的不足，充分保障人权，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着手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完善赔偿程序是其修改的主要内容。目前，专家修改建议稿和法院方面的修改建议讨论稿都已提出。

“一个公民受到国家机关违法行为的侵害，本身就是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侵害。对蒙受或者受到损害的人依法给予赔偿，不仅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恢复，更是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匡复。”国家赔偿制度的有无和国家赔偿标准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虽然现在世界各国国家赔偿制度的赔偿范围与赔偿标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国家赔偿的范围越来越广，国家赔偿的标准越来越高。我们期盼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赔偿法》将越来越完善，真正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完全救济。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我国最早规定国家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的法律文件是1954年1月颁布我国国家赔偿法的源泉是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港管理暂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