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随着杜培武的无罪释放，也意味着当初那些加害过他的人逃脱不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了责罚，根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还留下多处伤痕，脑袋外伤害导致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了脑萎缩。

2001年8月三日，昆明市原政委秦某、队长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杜培武坐了三年牢，政府也按照当时的公司标准赔偿了他两万多元。

对于妻子和挚友曾经对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杜培武也释然了，出狱后他还去妻子的坟边祭拜了一下，并告诉她，真正的凶手已经落网，自己会好好照顾孩子。

这个迟来的正义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出狱后，杜培武面对记者说了自己的感想：“爸爸曾告诉我，我们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对法律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我也曾是执法者，但对于个别执法人员的手段我不敢苟同，我学过刑侦，学过法律，也有反侦查经验，我每日锻炼，身体强健，但到最后还是不得不“认罪”，我都是如此，那些普通人怎么办？”

经此一事，杜培武还是坚持恢复了自己警籍，他对“人民警察”这个岗位并没有因为自己所遭受的冤屈而感到失望，他依然热爱这份事业，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的知道，极个别害群之马依然在活跃着，而老百姓需要他这样的卫士。

杜培武案的简单经过：1998年4月20日下午19时左右,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湘及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随后王晓湘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怀疑为作案凶手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经过70多天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高强度的侦查和审讯，杜培武屈打成招，于1999年2月5日昆明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杜培武上诉，二审改判杜培武为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关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就当杜培武已经心灰意冷，绝望的写下遗书的时候，案件峰回路转，2000年6月中旬，昆明公安机关破获杨天勇等抢劫杀人团伙案，缴获王俊波被抢手枪（七七式，枪号：1605825）等赃物，犯罪嫌疑人供认1998年4月20日杀害“二王”系他们所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办案人员发现所谓“杜培武报复故意杀人”纯属子虚乌有，于是经上级同意，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宣告杜培武无罪释放。

从民警到死囚，再从死囚到民警．杜培武经过了一生最坎坷的路。杜培武虽然已经澄冤昭雪，但是它的惨痛遭遇不得不让人深思。仔细地分析杜培武冤案的整个过程，可以从一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虽然证明责任理论是从民事领域发展起来的，但是刑事诉讼领域证据责任分配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证明责任由作为公诉方的检察机关担任，但是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人民法院将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即由控方承担败诉后果，可见在我国已经承认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

然而，在杜培武案审判过程中，审判长不但对杜培武的申辩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这种严重明显违背举证责任的原则，把举证责任推向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

无论在哪一民主法治国家，都不会让一个人去自证其罪，每个人都有辩护和沉默的权利。而且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一般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律师在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又处于弱势地位，由犯罪嫌疑人来找证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明确证明责任由公诉机关担任。

二：证据禁止规则

证据禁止规则包括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证据取得禁止是对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过程中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证据使用禁止则指违反取得禁止规范所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应予排除。这就是要求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禁止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了重证据不重口供，在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然而，在杜培武案中， 据杜培武的陈述，他遭到了办案者十分野蛮十分残酷的刑讯，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极限，在酷刑下被迫承认自己实施犯罪。甚至为了取得法官的注意和信任，当着包括法官、公诉人、律师及几百名旁听者的面扯出被打烂的衣服证明他曾经遭到刑讯逼供，来证明他过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然而可惜的是都被法官无视，而且这些来自刑讯逼供的证据法官都已证据来源合法有效，证据充分于用入案件判决之中。由此可见违反证据禁止规则是造成冤案最主要的原因。

三：自白的证据能力

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法律传统，“罪从供定”、“无供不定案”的思想一直是刑事审判的主流指导思想，甚至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刑事诉讼领域，还残留着“重口供、轻证据”的影子。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办案人员为获取口供经常采取一些非正常甚至极端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而导致刑讯逼供和冤家错案的频发。杜培武案就是在这种错误的思想下，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且法官轻信被告人的供述，在没有找到犯罪凶器,那把“七七”式手枪的情况下，只是以杜培武所穿长袖警服衬衣、及衬衣手袖射击残留物和附着泥土、作案车上泥土的鉴定和分析报告等证据定案，证据明显不足。在这证据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结案，造成冤案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四:证据的来源及办案思路

在我国的一些法官为消除社会影响，争取快速结案，通常轻信自己的感性认识，先入为主，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违反程序规定，通过口供寻找证据，然后捏造证据来证明口供的成立，以这样的论证方式，来破案。在杜培武案中是非常明显的，办案警察先拘留杜培武，然后3天3夜不让他睡觉以交代问题，然后进行测谎，接着刑讯逼供取得口供，虚构现场“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有足迹附着的泥土的证据，最后公诉、定案。一套流程，违背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违背无罪推定，虽然很多时候能够快速结案，找出真凶，但也很容易造成冤案。

总之，从杜培武冤案的教训中，不难得出：如果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机关能够摒弃“先去为主”、“重口供，轻证据” “罪从供定”的错误思想，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明确举证责任，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依照法律规定正当的程序，冤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法律才能更大的实现正义.

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统性的枉法！

仅仅凭主观的推测就断定一个人“故意杀人”，并进行了残酷而野蛮的逼供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然后在没有任何可靠实证的情况下，仅凭屈打成招的口供，竟把一个人判处死刑。当一桩“铁案”

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只是因为真正的凶手被“意外”抓获并供出杀人的犯罪事实，原来的“杀人犯”才奇迹般地重获新生。云南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之所以受到全国媒体和司法界的高度关注，其原因除了逼供手段的令人发指和案件的戏剧性变化之外，最重要的恐怕是此案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值得反思的东西。

“刑讯逼供”算不上大新闻。这些年，此类案件时常见诸报端。但与以往的刑讯逼供案有所不同，这次刑讯逼供的对象是一名对法律相当熟悉的民警，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他也知道执法过程中应该履行的程序，在整个案件的审讯、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他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并采取了几乎一切可以保护自己的手段，然而都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视法律为儿戏的执法者。

当办案民警仅凭一张“传唤证”就把他“留置讯问”而且一关就是10天的时候，他质疑办案者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被抓不久，杜培武就为自己请了律师，依照法律规定，律师有权参加讯问，但办案人员不让杜的律师进审讯室。那些惨无人道的“高强度”审讯都是在没有第三者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刑讯逼供当然就不可能留下任何旁证。

在看守所里，他请驻所检察官当着管教干部和众多在押犯的面为自己验伤、拍照，留下了刑讯逼供的铁证，但检察机关对此证据却故意隐瞒。庭审中，当杜培武提出这个有力的证据时，公诉人竟然说“没有找到”。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检察院对两名主要刑讯逼供者提起公诉的时候，那份原来“没有找到”的证据又冒了出来，而且成了刑讯逼供的主要证据！

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烂的衣服夹带到法庭上，并当众展示，但对这一刑讯逼供的重要证据，审判长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无罪推定”原理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公诉人控诉杜培武故意杀人，那么应该是公诉人拿出杜杀了人的证据，杜没有举证的义务，而在法官还没有作出有罪判决前，杜应被视为无罪之人。

如果侦查人员依法办案，刑讯逼供就不会发生；如果公诉人员依法办案，一起冤案就可能被中止；如果审判人员依法办案，所谓“故意杀人”根本就不能成立。公安、检察院、法院，我国的三级办案制本来是一个层层监督从而保障执法公正的机制，但在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中，这三道关口都失去了扶正祛邪的功能——侦查人员根据主观需要不择手段，公诉人根据设定的罪名取舍证据，审判者根据“有罪推定”的需要决定采信与否——面对事实，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是一次系统性的枉法！

身为民警的杜培武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事”们会那样无视法律，就把希望寄托在检察院身上，他失望了；再把希望寄托在法院身上，他绝望了。是什么让一个原本显而易见的错案顺利地通过一道道法律的关口？是什么让这些号称“以法律为准绳”、以主持公道为己任的执法者如此置法律于股掌之中？也许，公安侦查人员只是“破案立功”心切；也许，检察人员是出于法法相护、维护政法队伍“团结”的考虑；也许，审判人员接到了有关部门的“意见”或指示。但所有枉法行为都能以合法的形式来完成，都离不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漠视——这种漠视就像是艾滋病毒，一旦感染和扩散，全身全系统都会失去免疫力——杜培武冤案就是公检法同时失去免疫力的结果。虽然目前这种系统性枉法所闻不多，但人们有理由怀疑还有别的“杜培武”冤沉海底，因为像杜培武那样能够“意外”获救的几率毕竟太少了、太靠不住了……盛大林

从1994年2月到2003年5月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我国侦查机关先后立案侦查的几起刑事大案，后经审判机关判决，最重的死缓、无期，最轻的有期徒刑15年。然而，这些判决都是错的，从而导致了冤假错案之发生，极大的刺激了国人神经，激起了公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强烈质疑，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形象与信誉。笔者研究发现，这些冤假错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与刑讯逼供相联系。有鉴于此，笔者据此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中总结吸取教训。

一、据以研究的几个典型案例之实证分析

近9年之间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例，诸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南赵作海案、杨波涛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等，都曾先后对中国司法正义产生过重大负面影响，对公、检、法司法机关的司法理念及司法作风诟病极重。

将上列五案的基本案情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各案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其一、“犯罪性质”相同。五个案件都是故意杀人案件。尽管各个案件的杀人动机不完全相同，比如杜培武作为民警杀死同为民警的妻子及公安局副局长，疑为情杀嫌疑；佘祥林杀妻疑为感情问题，赵作海杀堂兄疑为争风问题，杨波涛杀人疑为强奸反抗问题，张氏叔侄强奸杀人疑为死者搭乘过二张的便车。但五案都是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其二、证据倾向相同。五个案件几乎都没有收集到作为物证的杀人凶器，鉴定结论（精斑、痕迹、人体检验等）均与被告人不符，主要依据审讯笔录的供认材料定案。用业内人的行话说，即都是“做出来”的案子。其三、裁判思维相同。五个案件作为“罪大恶极”案件，除杜培武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被告人上诉被云南高院改判死缓外，其余四案都是一审留有余地的“法外开恩”，判了死缓、无期甚至有期徒刑。“疑罪从轻”的裁判思维和“保险司法”的办案理念十分明显。其四、错案基础相同。五个案件都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最终促成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刑讯逼供是渗透各个冤假错案的普遍现象

云南杜培武案，是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发现，停放在圆西路人行道上的一辆昌河面包车内被枪杀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湘，因王晓湘的丈夫即是昆明市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通过侦查认为杜有作案可能，但杜培武一直拒不承认。侦查机关提请检察院批捕后，检方接触杜时，杜推翻原来所谓供述，控诉系刑讯逼供所致，但却遭到专案组的否认，最终导致冤案发生。湖北京山县28岁的佘祥林杀妻案、河南商丘拓城县的赵作海杀害堂兄案以及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都是刑讯逼供的产品。而近期媒体披露的河南商丘杨波涛强奸杀人案，称得上血泪控诉的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案。根据杨波涛的辩护律师证实，2005年8月8日第一次开庭时，杨波涛即“大喊冤枉”，且其在亲自书写的上诉状中称：他们“连着17天17夜把我关在宾馆里，十几个人分三班轮着熬我、殴打我、渴我、饿我，每天只给我一杯水和一个小馍”。“他们不断地给我上背铐又给我上绳，还把我吊起来，吊得我昏死过去好多次并且大小便失襟，生不如死。他们折磨得我出现各种幻觉、错觉，就象灵魂飞出去一样”（《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7期《商丘13年悬案》专题报道第12页）。

上列五案中，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不但十分严重，而且让人啼笑皆非，令国人十分震怒。第一、有两案“被杀死者”奇迹般回了家。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警方认定1994年4月在吕冲村一水塘发现的一具女尸即是佘祥林妻子张在玉，佘祥林也因此以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佘多次申诉但冤情依旧，服刑11年后，妻子张在玉奇迹般回了家，真相大白，经重审改判无罪，坐了11年牢的佘祥林走出了监狱。河南赵作海被指控杀害其堂兄赵振堂，侦查认定1999年5月在赵楼村发现的无头尸体即是死者，被法院判处死缓。2010年4月30日赵振堂回到了赵楼村，赵作海方被河南高院再审宣判无罪。第二、有两案的真凶另有其人。云南杜培武警官被指控故意杀害二民警被判处死缓后，2000年6月14日，昆明警方破获的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查明杀害二民警的就是杨天勇等3人所为。同年7月，云南高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浙江张氏叔侄被控在杭州西湖区一水沟内发现的女尸即是5月18日搭乘张氏叔侄便车的女青年王某，被浙江高院判处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后来查明杭州另一起杀人强奸案中的凶手勾海峰才是真凶。第三、一案的被告人至今“悬而未决”。河南杨波涛“强奸杀人”案被国人称之为“新版赵作海案”。两案的当事人都是商丘人，又都是商丘中院判决的冤案，但结局却有所不同。赵作海作为老实巴交的农民已再审无罪释放，并获得65万国家赔偿；而杨波涛作为当代奉公守法的大学生，却因被控强奸杀人，由商丘中院两次判决死缓、一次判决无期，终因河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2013年8月23日商丘市检察院才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撤回公诉，商丘中院裁定准予撤诉。杨波涛在监狱里被关押3341天后，在家人的一再苦劝下，不得已取保候审，带着一身病痛无助地离开了监狱（《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7期《商丘13年悬案》专题报道）。

三、“疑罪从轻”是对刑讯逼供的袒护、容忍与认同

依赵秉志老师的观点，所谓冤案主要是指把无罪的人认定为有罪；所谓错案，既可以是把本来有罪定为无罪而放纵坏人，也可以是把本来无罪的人错定为有罪而冤枉好人（法制日报2013年7月10日法学院版）。笔者十分赞同这一定义。关于何谓假案，在笔者看来，凡刻意做出来的案子都不是真案，只能是假案，其是包括冤案和错案。试想，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居然谁是犯罪主体都弄错了，居然被害的死者尚可奇迹般活着回家了，这难道是真案？难道是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案件？赵老师在概括冤错案件的形成因素时，归纳了三个问题，即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制度上的协作办案和实践中的控辩失衡、政治上的维稳思维和法律工具观。这三个方面揭示了导致冤假错案的实质和要害，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结合上列五案，笔者认为，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本质上都是违反疑罪从无规则的。在疑罪从轻的理念支配下，必然以有罪为前提，必然篡改和异化疑罪从无。因此，实行疑罪从轻，本质上是对刑讯逼供这一野蛮司法的袒护、容忍与认同。

上列五案均是在疑罪从轻理念支配下促成的冤假错案。

一方面，有了疑罪从轻的办案思想，侦查机关就把主要精力用于突破嫌疑人的口供上，认为口供就是万证之王，因而轻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严重违反“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为了逼取口供，可以践踏人道，施以刑讯逼供或者诱供，违反职业道德去“做案子”；为了把口供做精做绝，可以排挤其他法定证据甚至对与口供不一致的技术鉴定不随案移送（杨波涛案）。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既作为对侦查案卷负责审查批捕、提起公诉的法定机关，又作为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机关，明知事实不清而退回补充侦查，却因讲协作丧失原则而提起公诉（赵作海案），由坚信口供致使公诉关口失守。

第三方面，审判机关经过审判发现疑点重重，本来完全可以据此按疑罪从无原则下判，却因为讲协作不讲制约，每每给足侦查、公诉机关的面子，咬定口供“一惯认罪”，无视被告人当庭对刑讯逼供的控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主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使“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比如，杨波涛案的一审主审法官在商丘中院一审开庭后，曾主动问公诉人：“这个案子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你就这样移送过来，是要我掉饭碗”（《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7期载《商丘13年悬案》专题报道，第16页）。

第四方面，偌大的公、检、法机关，不把精力放在依法各自履行法定职责上，却寄希望于政法委员会的协调。每次协调的结果几乎形成一贯性定式：口供可信，认定有罪，从轻判处。这些问题，才是上列冤假错案发生的深层原因。

以下就是我交给你的作业，当然有一小部份是来源于网上，但绝大多数都是我自己写的，因为那个案子我也一直关注着，希望能帮到你。。。祝你一切顺利，加油。。。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上诉人念斌无罪，应当说念斌投毒案已经划上句号。但提醒公众的是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丁云虾一双儿女死亡的案件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一切顺理成章，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念斌案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理越辩越明，这是再好也不过的事情了。

笔者曾经办理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赵金彪故意杀人一案。该案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三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二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13年8月，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六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冀刑三终字第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赵金彪无罪。因此，笔者对此类案件有深刻的体会，并非常关注念斌案的争论，草拟拙文，以飨读者。

一、 念斌案为什么会引起激烈争论？

纵观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死刑改判无罪的案件大多是两类：一类为“真凶找到型”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另一类是“死人复活型”。

1、真凶找到型

案例之一：云南杜培武案 1998年4月22日，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1998年7月2日，王晓湘的丈夫杜培武被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刑事拘留，随后被逮捕。于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对杜培武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杜不服提出上诉，1999年10月20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杀人盗车团伙。据主犯杨天勇供述，1998年的王晓湘、王俊波被害案是他们干的。顿时证明杜培武显属无辜。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

案例之二：辽宁李化伟案 1986年10月29日下午，辽宁省营口县(现大石桥市)水泥厂职工李化伟怀孕6个月的妻子邢伟被杀。1989年12月4日，营口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化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化伟随即上诉。1990年1月12日，辽宁省高级法院下达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0年7月，真正杀害李化伟妻子的凶手当时家住李化伟家斜对门的17岁江海，在另外一起案件中落网。自己交代了他才是当年杀害邢伟的真凶。2002年6月25日，李化伟入狱14年后被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

案例之三：浙江叔侄张辉、张高平案 2003年5月19日上午10时许，有人发现在杭州市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经公安机关侦查，认定是安徽省歙县张辉、张高平所为。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叔侄上诉后，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这起案件公开宣判，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据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

2、死人复活型

案例之一：湖北佘祥林案 佘祥林原系京山县公安局马店派出所治安巡逻队员，因涉嫌杀死妻子，于1994年和1995年两次被宣判死刑，后因证据不足免予一死。1998年6月15日，因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被京山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期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05年3月28日，佘祥林的妻子“复活”从山东回乡。2005年4月13日上午，湖北省京山县人民法院当庭宣判佘祥林无罪，立即释放。

案例之二：河南赵作海案 1998年2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经调查，1997年10月30日夜，赵振晌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向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2009年患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村里。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宣告赵作海无罪。

“真凶找到型”和“死人复活型”因为是铁证如山，绝对不是被告人所为，人们惊叹的是冤案如此之冤，司法腐败如此之腐败，办案人员如此草菅人命，大家是异口同声。但念斌案却非此两类案件，到目前为止，即未找到真凶，也未死人复活，甚至一些人产生了司法机关是否放纵了犯罪的怪诞想法，这正是引起激烈争议的缘由。

首先，念斌被宣判无罪后，新的问题是真凶到底是谁？念斌是不是真正的凶手？案件仍然扑朔迷离。这种不确定是痛苦的，除了被害人家属外，就是大众，这种“不确定”正是引起争论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公众对法律的理解和了解是有限的，假如此类案件发生在美国，只是一个普通案件而已，不会有任何波澜，法院判处无罪案件比比皆是，在中国无罪判决必定屈指可数。

再次，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一方面痛恨司法腐败，但当我们完全依照文明的、先进的法律规定做出判决后，又说放纵了犯罪。老百姓这样完全可以理解，就连律师也跟着瞎嚷嚷，真是不可理喻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在我看来，这只不是一个最普通依照法律规定做出的判决，仅此而已。

长期以来，我们认可了腐败，却陌生了司法文明；我们宁愿腐败后“真凶找到”、“死人复活”的确定，也不愿意看到依法判决的不确定。所以，当出现一例不确定的依法判决时，我们别发生激烈的争论。

二、 念斌案是否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决其无罪？

念斌是否是以“疑罪从无”的原则做出判决，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1、何为“疑罪从无”原则？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学术界也没有统一定义。

“疑罪”通常是指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否犯罪或罪行轻重难以确认的情况，即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也不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两难境地。

我国《刑事诉讼法》条195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被认为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典型概括。

2、念斌案是否是依照“疑罪从无”做出无罪判决的？

从辩方讲。张燕生、斯伟江律师在辩护词开宗明义地写道“所谓‘念斌投毒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案！”，而且二位律师的辩护词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疑罪从无”的字眼，也没有要求法院以疑罪从无的方式判处被告人无罪，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假案”，而不是一个“疑案”。请注意，“疑罪”应当似有似无，而“假案”应当理解成被告人根本没有犯罪，是人为制造的。假如你根本没有杀人，被公诉机关指控你故意杀人，这不能叫做疑罪，而应当认定没有犯罪。

在辩护人看来，念斌根本没有犯罪，侦查机关制造了一个假案，所以不是“疑罪”，当然也谈不上“疑罪从无”了。

从控方讲。福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出庭意见仍然认为“一审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也不认为是“疑罪”；原告的代理人的意见是“请求维持原判，严惩念斌”，也不是“疑罪”。

从法院讲。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二被害人系中毒死亡，但原判认定致死原因为氟乙酸盐鼠药中毒依据不足，认定的投毒方式依据不确实，毒物来源依据不充分，与上诉人的有罪供述不能相互印证，相关证据矛盾和疑点无法合理解释、排除，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得出系上诉人念斌作案的唯一结论”；法律依据为：《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95条第(三)项之规定。第53的内容为：重证据，轻口供；第195条第三款恰恰是“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但法条表述“证据不足”，不足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需要考虑的问题，是90%的证据都不能采信，还是只有10%的证据不能采信，当然我们的也无法用这样的比例来划定。

从判决书上来看，人民法院是依照“疑罪从无原则”判处念斌无罪的，但“疑罪从无原则”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概念，不能执著。

三、 念斌案，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是否实现？

念斌被宣判无罪后，学术界的争论异常激烈。媒体发表了《念斌律师张燕生：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接着出现了许向前律师的《念斌案：正义远未实现》、易胜华律师《真凶逍遥法外，我们何以狂欢—念斌案的冷思考》同时引人关注的还有王志安先生的《关于念斌案的再解释》、陈兴良教授《司法的最高境界是无罪》，念斌案，是否已经体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1、何为法律的公平正义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法律的公平正义最高境界是无冤，如何做到无冤，就是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完全重合。

假如一个人借给另一个人十万元钱，没有任何借条等依据，傻子才会到法院起诉呢；假如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打了十万元的欠条，实际上没有给钱，傻子才不会到法院起诉呢。第一个人实际上给了钱却没法胜诉，后一个实际上没给钱却能够胜诉，这就是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不统一，于是才产生了证据，产生了诉讼。给钱是一个客观事实，而持有借条是一个法律事实，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最高体现二者得到重合，但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多数案件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可以无限接近，却无法重合。

就拿非常准确的DNA检测来说，准确率也只有99.999%，有0.001%误差，对于0.001%人来说，等于100%的错误，鉴定结论也只是强调是“生物学上存在父子关系”，事实上也发生孩子确实有父子关系，但DNA检测却不存在父子关系的事情，但它保护了99.999%的人，冤枉了0.001%的人，这就是刑事诉讼的本质。

我们看被王志安先生引用的这条微博“念斌被判无罪，这个判决只表明，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杀人的是念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有媒体欢呼什么‘迟到的正义’云云，这是已经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那可太低级了。”

在我看来，发贴的人，看起来有理，但实际上从逻辑上和法律上显得真的太低级了。首先，念斌案无罪是经过八年七次审判、一次复核的结果，人民法院已经以具有法律效力判决的形式宣判念斌无罪，怎么是“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呢？难道人民法院判决书生效后，你的思想和灵魂中仍然假定念斌杀人犯吗？早已陷入比有罪推定更可怕的思维；其次，在我看来，刑事诉讼只是程序法，迟到的正义也只是说前六次判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就应当判处念斌无罪，但目前却经过八年七次审判，显然是“迟到”了，但最后必定得到了纠正，也“正义”了，这样理解迟到的正义并没有错。

2、正义是否已经实现

应当首先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正义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专指“法律正义，如果把正义的概念无限扩大，那么就无从谈起。

首先，念斌案是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控辩双方激烈辩论，三级人民法院七次审理、一次复核作出的负责任的判决，体现的是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彰显了法律对人权的保护，从这方面讲，正义已经实现。

反过来讲，判念斌无罪没有体现正义，是否判处念斌死刑才体现正义呢？

其次，没有抓到凶手正义就没有实现吗？

第一，我们看一下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认定的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二被害人系中毒死亡，但原判认定致死原因为氟乙酸盐鼠药中毒依据不足……”，这说明受害人死于中毒确定无疑，但死于“鼠药中毒”依据不足，有多种可能，也可能是自己误食，也有可能是有人投毒，所以，是否有真凶都是个问题，说没有抓到凶手正义就没有实现正义荒唐至极。

第二，以真凶是否抓到来评价正义是否实现是可笑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破案率能达到100%，也许真凶永远无法抓到，那么是否能说正义永远也无法实现呢？

本案中，被害人家属一直坚信本案确系念斌所为，对于他们来说，念斌是否真正的凶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个凶手并没有凶手要好的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受害人家属这种心情许多辩护律师都能体会到的。但法律工作者，相信的证据，崇尚的是法律，任何猜测和推断无异于占卜封，十分危险，都会造成重大的冤案。

本案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既非“死人复活”，也非“真凶找到型”判无罪，而是依据证据不足判处上诉人无罪，是“疑罪从无”刑事诉讼原则的真正体现，是中国刑事审判的极大进步，看起来保护的是念斌，实际上保护的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给了全国法院一个极好的信号。所以，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杜培武杀妻案剧本(模拟法庭版) 书记员：开庭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请起立！ （法官入席，坐下，所有人坐下） 控方：被告杜培武被控于1998年4月20日于路南驾驶到昆的牌号为云OA0455的微型车上杀害其妻子王小芬和另一名男子王磊，因此被控故意杀人罪。法官大人，我想传召警方的尉警官。 控方：尉警官，请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你复述一下警方拘捕被告的经过.。 尉警官：好的，在98年4月22日，也就是案发的第三天，我们接到报案，说圆通北路停着一辆天蓝色的微型车，车内发现两具尸体，接报后，刑警和技术人员立刻赶赴现场，发现两具尸体一男一女都是中弹身亡，后来根据知情人的辨认，确认男死者叫王磊，女死者叫王小芬正是被告的妻子，经警方鉴定，两名死者在死前发生过性行为，所以初步认定此案属于情杀。从被告的工作单位，也就是戒毒所，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了解到案发当晚被告并不值班，却主动留下值班，也无人可以证明在案发这段时间被告的去向，所以我们把被告列为嫌疑人。 控方：后来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你们有没有找到其他什么证据？ 尉警官：有，后来我们发现被告的制服袖口处有射击残留物。同时我们还发现被告身穿的一件警用衬衣的衣领上有细小的泥土，经过鉴定，这与案发车厢踏板上泥土所含的元素相同，于是警方正式拘捕杜培武案法官判刑了没有 了被告，而被告也已经认罪。 控方：谢谢，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了。（控方律师坐） 法官：辨方律师。 辨方律师：尉警官，你干警察几年了？ 尉警官：6年 辨方律师：你的职务呢? 尉警官：普通警员 辨方律师：那你算一个经验丰富的普通刑警，请问你有没有强烈的升职愿望？ 尉警官：这有什么问题？ 辨方律师：你们警方是不是把警衔的提升，职务的升迁，奖金的发放什么的，紧密地和你们的破案联系起来？ 尉警官：是的，立功受奖，这又有什么问题？ 辨方律师：为了升迁，你会不会为了破案而不择手段？ 控方：反对辨方律师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法官：辨方，请你立刻入正题。 辨方：OK …你们是说被告有杀人的动机，又没有时间证人证明当时他不在案发现场，你们就拘捕了他，后来他也承认了，但凶器，也就是那把杀人的枪，你们找到了吗？ 尉警官：没有 辨方：既然被告已经认罪，他有必要隐匿一把枪吗？ 尉警官:：但这不排除枪被人捡到，私藏起来了。 辨方：我没问题了。 控方：我想传召警方的鉴定人，李警官。 （鉴定人上，坐） 控方:：李警官，请你向陪审团介绍一下鉴定的结果。 鉴定人：我们在案发现场的油门踏板上发现有泥土，经警方鉴定与被告杜培武身上的泥土为同一类，由此可知，被告杜培武曾到过案发现场。 辨方上：作为嗅源的是油门踏板上的泥土吗？ 鉴定人：是的。 辨方：但是。。。。。。。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请看一下面前的这份材料，在警方的这份《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照片》中并没有提及油门踏板上有泥土。 辨方：既然油门踏板上的泥土纯属子虚乌有，何来嗅源呢？那么警方的警犬鉴定当然就不足为信了。 （警下，被上，坐）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要求出庭作证！ 辨方：在询问笔录上，你已经承认杀害了死者。你现在为什么又矢口否认？ 被告：我被拘留后，警方日夜审讯，不但不能睡觉，还被反铐在防盗门上，甚至遭受吊打，这种日子持续了16天。 辨方：也就说，你被刑讯逼供，你不是在真实的意愿下认罪的，对吗？ 被告：那真的是生不如死，（激动）我很爱我的妻子，我怎么会杀她，我根本没有杀人！。 法官：被告，请你注意你的情绪！ 辨方：你说你遭到吊打，那你应该是身负重伤，能不能给陪审团看看你身上的伤？ 被告：伤口已经愈合，不过我负伤时被拍了照片。 辨方：法官大人，当被告方面向警方索要这些照片时，他们的回答是“找不到了”。毫无疑问，这些照片已经不可能呈上堂来。警方能够刑讯逼供，难道会在乎销毁证据吗？ 辨方：杜，现在的证据对你很不利啊！当晚你并不值班，你为什么留下来值班？ 被告：我是为了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才留在所里的。 辨方：你能告诉陪审团，你身上的射击残留物怎么来的？ 被告：我不知道，可能是上次参加单位的射击训练留下来的。 辨方：法官大人，这是我的当事人参加戒毒所射击训练的记录。 （书记员传给陪审团） 控方上：被告，请问你和亡妻的感情怎么样？ 被告：我们恋爱结婚，感情很好。 控：（冷笑），很好？你的妻子和另一名死者有过性行为，这是进过鉴定的，（面对观众），他的妻子有外遇，他还说很好。（冷笑）法官大人，警方在被告的住宅中发现王某的病历本上有人工流产的记录。（传给陪审团）一个人让他妻子做人工流产，他的妻子有外遇，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做人工流产这样的感情能说很好？（下） 辨方（上）：为了解开控方给陪审团带来的疑惑，我想传召我的一位证人。 （医生上） 书记员：请把手放在圣经上，你发誓只说实话，绝无虚假。 医生：我发誓 书记：请坐 辨方：给杜的妻子做手术的是你吗？ 医生：是的 辨方：她一个人去，还是两个人一起去的？ 医生：两个人都来了 辨方：当时，杜的妻子像不像怀了别人的孩子?所以才做手术。 医生：不像，当时杜还尽心尽力的照顾了她 辨方：如果说，杜很爱她的妻子，你相信吗？ 医生：相信。我工作这么多年，陪妻子一起来的人很少 辨方：那你更不信她的妻子是有了外遇才怀上孩子的，对吗？ 医生：当然！当时杜好像很对不起她妻子的样子，表现得很愧疚。 辨方：谢谢 法官：控方 控方：控方没有其它问题 法官：既然控辩双方都没有问题再问了，那就请控辨双方作结案陈词。 控方：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纵观整件案子，被告的妻子，也就是死者，有外遇证据确凿，而案发当晚被告行为古怪，主动值班也是事实，同时还有泥土，射击残留物等证据，真相已经大白，对于辨方提出的疑点和某些证据的疏漏问题不足以使这些证据遭到质疑。究竟真相如何？就要交给各位陪审员作出公正的判决，将凶手绳之以法。 辨方：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首先，这个案子根本不该上法庭，因为控方的一切证据经不起被告方面的详细盘诘，控方的主要证据不过是那点细小的、莫名其妙的泥土以及被告的认罪状。而那张认罪状是在警方邪恶的刑讯下制造出来的。而其它微小地证据更加无法证明我的当事人被控告的罪名，这里我不想一一列举。杜已经在度过一段漫长的失去自由的生活，一段痛苦的经历。对死者的同情是应该的，但不可无限延伸，更不可剥夺一个活生生的无辜生命，我相信陪审员不会被一些假相迷惑，相信各位也能够洞察其中的蹊跷，杜是一个诚恳受尊重的好人，我有信心陪审团能以客观的态度来回顾你们所听到的证词，作出最后的判决。让他回家吧！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他的考试，继续他的生活！ 法官：听过控辨双方的结案陈词，本席提醒各位，考虑到判断被告有罪或无罪的关键是究竟又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犯了谋杀罪。认为证据足够而可信就判被告有罪，认为证据不足而又有怀疑，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司法精神，就要判被告无罪，因为这是谋杀案，必须有6比0才可以通过，现在请陪审团退庭商议，暂时休庭。 （法官起来，全体起） 三分钟后，法官：请问陪审团的商议是否有了结果？ 团长：是的 法官：被告，请起立面向陪审团。(对陪审团说)请宣读裁决 团长：本案被告杜被控谋杀，经陪审团6对0通过，被告罪名不成立！ 法官：本席宣判，被告谋杀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 （同时还附带陪审团注意事项、案件介绍等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