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随着杜培武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的无罪释放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也意味着当初那些加害过他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的人逃脱不了责罚，根据法医鉴定，杜培武身上还留下多处伤痕，脑袋外伤害导致了脑萎缩。

2001年8月三日，昆明市原政委秦某、队长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杜培武坐了三年牢，政府也按照当时的公司标准赔偿了他两万多元。

对于妻子和挚友曾经对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杜培武也释然了，出狱后他还去妻子的坟边祭拜了一下，并告诉她，真正的凶手已经落网，自己会好好照顾孩子。

这个迟来的正义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出狱后，杜培武面对记者说了自己的感想：“爸爸曾告诉我，我们要相信法律，事实上我对法律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我也曾是执法者，但对于个别执法人员的手段我不敢苟同，我学过刑侦，学过法律，也有反侦查经验，我每日锻炼，身体强健，但到最后还是不得不“认罪”，我都是如此，那些普通人怎么办？”

经此一事，杜培武还是坚持恢复了自己警籍，他对“人民警察”这个岗位并没有因为自己所遭受的冤屈而感到失望，他依然热爱这份事业，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的知道，极个别害群之马依然在活跃着，而老百姓需要他这样的卫士。

杜培武案的简单经过：1998年4月20日下午19时左右,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湘及昆明市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被人枪杀,随后王晓湘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怀疑为作案凶手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经过70多天公安机关和检查机关高强度的侦查和审讯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杜培武屈打成招，于1999年2月5日昆明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杜培武上诉，二审改判杜培武为死缓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年12月8日，杜培武被送到关押重刑犯的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就当杜培武已经心灰意冷，绝望的写下遗书的时候，案件峰回路转，2000年6月中旬，昆明公安机关破获杨天勇等抢劫杀人团伙案，缴获王俊波被抢手枪（七七式，枪号：1605825）等赃物，犯罪嫌疑人供认1998年4月20日杀害“二王”系他们所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办案人员发现所谓“杜培武报复故意杀人”纯属子虚乌有，于是经上级同意，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宣告杜培武无罪释放。

从民警到死囚，再从死囚到民警．杜培武经过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了一生最坎坷的路。杜培武虽然已经澄冤昭雪，但是它的惨痛遭遇不得不让人深思。仔细地分析杜培武冤案的整个过程，可以从一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证明责任分配

证明责任乃诉讼的脊梁，虽然证明责任理论是从民事领域发展起来的，但是刑事诉讼领域证据责任分配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证明责任由作为公诉方的检察机关担任，但是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人民法院将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的无罪判决，即由控方承担败诉后果，可见在我国已经承认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

然而，在杜培武案审判过程中，审判长不但对杜培武的申辩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这种严重明显违背举证责任的原则，把举证责任推向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

无论在哪一民主法治国家，都不会让一个人去自证其罪，每个人都有辩护和沉默的权利。而且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一般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律师在案件的整个过程中又处于弱势地位，由犯罪嫌疑人来找证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明确证明责任由公诉机关担任。

二：证据禁止规则

证据禁止规则包括证据取得禁止和证据使用禁止，证据取得禁止是对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过程中为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而证据使用禁止则指违反取得禁止规范所得的证据在诉讼中应予排除。这就是要求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禁止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46条规定了重证据不重口供，在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中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然而，在杜培武案中， 据杜培武的陈述，他遭到了办案者十分野蛮十分残酷的刑讯，超出人的生理、心理忍耐极限，在酷刑下被迫承认自己实施犯罪。甚至为了取得法官的注意和信任，当着包括法官、公诉人、律师及几百名旁听者的面扯出被打烂的衣服证明他曾经遭到刑讯逼供，来证明他过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然而可惜的是都被法官无视，而且这些来自刑讯逼供的证据法官都已证据来源合法有效，证据充分于用入案件判决之中。由此可见违反证据禁止规则是造成冤案最主要的原因。

三：自白的证据能力

纵观我国两千多年的法律传统，“罪从供定”、“无供不定案”的思想一直是刑事审判的主流指导思想，甚至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刑事诉讼领域，还残留着“重口供、轻证据”的影子。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办案人员为获取口供经常采取一些非正常甚至极端的方式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而导致刑讯逼供和冤家错案的频发。杜培武案就是在这种错误的思想下，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且法官轻信被告人的供述，在没有找到犯罪凶器,那把“七七”式手枪的情况下，只是以杜培武所穿长袖警服衬衣、及衬衣手袖射击残留物和附着泥土、作案车上泥土的鉴定和分析报告等证据定案，证据明显不足。在这证据力不足的情况下仓促结案，造成冤案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四:证据的来源及办案思路

在我国的一些法官为消除社会影响，争取快速结案，通常轻信自己的感性认识，先入为主，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违反程序规定，通过口供寻找证据，然后捏造证据来证明口供的成立，以这样的论证方式，来破案。在杜培武案中是非常明显的，办案警察先拘留杜培武，然后3天3夜不让他睡觉以交代问题，然后进行测谎，接着刑讯逼供取得口供，虚构现场“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有足迹附着的泥土的证据，最后公诉、定案。一套流程，违背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违背无罪推定，虽然很多时候能够快速结案，找出真凶，但也很容易造成冤案。

总之，从杜培武冤案的教训中，不难得出：如果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机关能够摒弃“先去为主”、“重口供，轻证据” “罪从供定”的错误思想，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明确举证责任，严禁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依照法律规定正当的程序，冤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法律才能更大的实现正义.

没有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就连对杜严刑逼供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的那两个警察都只是判刑一年缓期一年而已

杜培武案是因刑讯逼供造成的错案。1999年2月5日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杜培武被昆明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2000年7月6日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云南省高院对杜培武故意杀人案再审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宣告杜培武无罪并予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1996年5月1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后又经2007年、2017年两次修订。杜培武案当时适用的律师法是97年1月1日实施的修订前的律师法。

从1994年2月到2003年5月，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我国侦查机关先后立案侦查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的几起刑事大案，后经审判机关判决，最重的死缓、无期，最轻的有期徒刑15年。然而，这些判决都是错的，从而导致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了冤假错案之发生，极大的刺激了国人神经，激起了公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强烈质疑，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司法机关的形象与信誉。笔者研究发现，这些冤假错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与刑讯逼供相联系。有鉴于此，笔者据此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从中总结吸取教训。

一、据以研究的几个典型案例之实证分析

近9年之间发生的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例，诸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南赵作海案、杨波涛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等，都曾先后对中国司法正义产生过重大负面影响，对公、检、法司法机关的司法理念及司法作风诟病极重。

将上列五案的基本案情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各案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其一、“犯罪性质”相同。五个案件都是故意杀人案件。尽管各个案件的杀人动机不完全相同，比如杜培武作为民警杀死同为民警的妻子及公安局副局长，疑为情杀嫌疑；佘祥林杀妻疑为感情问题，赵作海杀堂兄疑为争风问题，杨波涛杀人疑为强奸反抗问题，张氏叔侄强奸杀人疑为死者搭乘过二张的便车。但五案都是剥夺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他人生命的犯罪。其二、证据倾向相同。五个案件几乎都没有收集到作为物证的杀人凶器，鉴定结论（精斑、痕迹、人体检验等）均与被告人不符，主要依据审讯笔录的供认材料定案。用业内人的行话说，即都是“做出来”的案子。其三、裁判思维相同。五个案件作为“罪大恶极”案件，除杜培武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被告人上诉被云南高院改判死缓外，其余四案都是一审留有余地的“法外开恩”，判了死缓、无期甚至有期徒刑。“疑罪从轻”的裁判思维和“保险司法”的办案理念十分明显。其四、错案基础相同。五个案件都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最终促成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刑讯逼供是渗透各个冤假错案的普遍现象

云南杜培武案，是1998年4月22日昆明警方发现，停放在圆西路人行道上的一辆昌河面包车内被枪杀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王晓湘，因王晓湘的丈夫即是昆明市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通过侦查认为杜有作案可能，但杜培武一直拒不承认。侦查机关提请检察院批捕后，检方接触杜时，杜推翻原来所谓供述，控诉系刑讯逼供所致，但却遭到专案组的否认，最终导致冤案发生。湖北京山县28岁的佘祥林杀妻案、河南商丘拓城县的赵作海杀害堂兄案以及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都是刑讯逼供的产品。而近期媒体披露的河南商丘杨波涛强奸杀人案，称得上血泪控诉的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案。根据杨波涛的辩护律师证实，2005年8月8日第一次开庭时，杨波涛即“大喊冤枉”，且其在亲自书写的上诉状中称：他们“连着17天17夜把我关在宾馆里，十几个人分三班轮着熬我、殴打我、渴我、饿我，每天只给我一杯水和一个小馍”。“他们不断地给我上背铐又给我上绳，还把我吊起来，吊得我昏死过去好多次并且大小便失襟，生不如死。他们折磨得我出现各种幻觉、错觉，就象灵魂飞出去一样”（《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7期《商丘13年悬案》专题报道第12页）。

上列五案中，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不但十分严重，而且让人啼笑皆非，令国人十分震怒。第一、有两案“被杀死者”奇迹般回了家。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警方认定1994年4月在吕冲村一水塘发现的一具女尸即是佘祥林妻子张在玉，佘祥林也因此以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佘多次申诉但冤情依旧，服刑11年后，妻子张在玉奇迹般回了家，真相大白，经重审改判无罪，坐了11年牢的佘祥林走出了监狱。河南赵作海被指控杀害其堂兄赵振堂，侦查认定1999年5月在赵楼村发现的无头尸体即是死者，被法院判处死缓。2010年4月30日赵振堂回到了赵楼村，赵作海方被河南高院再审宣判无罪。第二、有两案的真凶另有其人。云南杜培武警官被指控故意杀害二民警被判处死缓后，2000年6月14日，昆明警方破获的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查明杀害二民警的就是杨天勇等3人所为。同年7月，云南高院再审改判杜培武无罪。浙江张氏叔侄被控在杭州西湖区一水沟内发现的女尸即是5月18日搭乘张氏叔侄便车的女青年王某，被浙江高院判处张辉死缓、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后来查明杭州另一起杀人强奸案中的凶手勾海峰才是真凶。第三、一案的被告人至今“悬而未决”。河南杨波涛“强奸杀人”案被国人称之为“新版赵作海案”。两案的当事人都是商丘人，又都是商丘中院判决的冤案，但结局却有所不同。赵作海作为老实巴交的农民已再审无罪释放，并获得65万国家赔偿；而杨波涛作为当代奉公守法的大学生，却因被控强奸杀人，由商丘中院两次判决死缓、一次判决无期，终因河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2013年8月23日商丘市检察院才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撤回公诉，商丘中院裁定准予撤诉。杨波涛在监狱里被关押3341天后，在家人的一再苦劝下，不得已取保候审，带着一身病痛无助地离开了监狱（《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7期《商丘13年悬案》专题报道）。

三、“疑罪从轻”是对刑讯逼供的袒护、容忍与认同

依赵秉志老师的观点，所谓冤案主要是指把无罪的人认定为有罪；所谓错案，既可以是把本来有罪定为无罪而放纵坏人，也可以是把本来无罪的人错定为有罪而冤枉好人（法制日报2013年7月10日法学院版）。笔者十分赞同这一定义。关于何谓假案，在笔者看来，凡刻意做出来的案子都不是真案，只能是假案，其是包括冤案和错案。试想，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居然谁是犯罪主体都弄错了，居然被害的死者尚可奇迹般活着回家了，这难道是真案？难道是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案件？赵老师在概括冤错案件的形成因素时，归纳了三个问题，即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制度上的协作办案和实践中的控辩失衡、政治上的维稳思维和法律工具观。这三个方面揭示了导致冤假错案的实质和要害，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结合上列五案，笔者认为，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本质上都是违反疑罪从无规则的。在疑罪从轻的理念支配下，必然以有罪为前提，必然篡改和异化疑罪从无。因此，实行疑罪从轻，本质上是对刑讯逼供这一野蛮司法的袒护、容忍与认同。

上列五案均是在疑罪从轻理念支配下促成的冤假错案。

一方面，有了疑罪从轻的办案思想，侦查机关就把主要精力用于突破嫌疑人的口供上，认为口供就是万证之王，因而轻视对其他证据的收集，严重违反“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办案原则。为了逼取口供，可以践踏人道，施以刑讯逼供或者诱供，违反职业道德去“做案子”；为了把口供做精做绝，可以排挤其他法定证据甚至对与口供不一致的技术鉴定不随案移送（杨波涛案）。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既作为对侦查案卷负责审查批捕、提起公诉的法定机关，又作为对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机关，明知事实不清而退回补充侦查，却因讲协作丧失原则而提起公诉（赵作海案），由坚信口供致使公诉关口失守。

第三方面，审判机关经过审判发现疑点重重，本来完全可以据此按疑罪从无原则下判，却因为讲协作不讲制约，每每给足侦查、公诉机关的面子，咬定口供“一惯认罪”，无视被告人当庭对刑讯逼供的控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无罪辩护主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使“最后一道防线”失守。比如，杨波涛案的一审主审法官在商丘中院一审开庭后，曾主动问公诉人：“这个案子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你就这样移送过来，是要我掉饭碗”（《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7期载《商丘13年悬案》专题报道，第16页）。

第四方面，偌大的公、检、法机关，不把精力放在依法各自履行法定职责上，却寄希望于政法委员会的协调。每次协调的结果几乎形成一贯性定式：口供可信，认定有罪，从轻判处。这些问题，才是上列冤假错案发生的深层原因。

《刑事诉讼法》在我国已颁布多年，但在司法领域内没有真正发挥其相应的作用，常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诉讼程序的研究未能深入。实践中往往忽略了程序法的独立性、优先性。程序法仅仅作为实体法的工具而存在。人们评判某一诉讼结果正义的标准一般是按实体正义的规定来确定，很少关注程序正义这一重要问题。司法实践中，法官们也常以实现实体正义为最高目标，疏不知实体正义尚需程序正义作保证。《刑事诉讼法》第一条就开门见山地表明制定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事实上，程序法与实体法就象两棵生长在一起的大树，枝叶交叉，根茎相连，却又彼此独立。 首先，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产生来看，有社会就有纠纷，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来解决纠纷就尤为必要，出于保持社会安定的本能，倾向于对一定种类的纠纷采取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法，社会的组成人员对此也加以承认并形成特定的期待。长期演化的结果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当权者反而逐渐要受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约束。正是经过这样的过程，实体法才得以形成。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根源——英国法与罗马法中，私法实体法上的重要法则，全部是经过现实的诉讼而形成的。依当时的社会习惯，通常是解决纠纷的实践程序在前，而总结法官的判例和逐渐形成的实体法在后。由此可见，程序法具有实体法形成的母体作用。 其次，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发展来看，诉讼程序的发展推动了实体法的进程。无论是对习惯的确认，还是由于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事态而有新的诉讼形式、诉权被追加进来，都要通过诉讼程序加以肯定。当然，实体法的发展也带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如刑法关于一些高科技、高智商犯罪的规定明确后，刑事诉讼法对这些新型犯罪的证据的理论研究又深入了一层。可以说，实体法的发展又推动了程序法的发展，并确立了一些新的诉讼程序原则，使得程序法能够适应变化了的实体法。 程序法的独立性表现为程序正义。实体法追求的是实体正义，但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不可能形成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法官审判的正义性不仅仅是实体正义，还应有程序正义。诉讼程序自身追求程序正义，以确保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人格尊严、人身权利受到尊重，能在公正地位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控告、辩护、作证等权利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保证法官能公正地听取各方意见，遵守回避制度，保证司法独立。英国有句古老的箴言：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就是正义的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正义的核心在于公正听审，体现司法公正。诉讼的目的在于实现诉讼结果正义，而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结合，才能真正实现诉讼结果正义，单独强调实体正义，就会为了实现实体正义而不择手段，刑讯逼供也就成为常用手段，人权、人格尊严将会被践踏，而单独强调程序正义，则可能导致审判的僵化，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甚至妨碍实体正义的实现，当然也就违背了诉讼的根本目的。 程序法具有自生的独特内在价值。一方面，它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是一种手段杜培武案主审法官是谁 ；另一方面，它又追求着独特的本身固有品质，即程序的公正、独立、正义。正是因为这种属性使得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具有独立性。诉讼程序在实现实体正义过程的同时，向诉讼参与者展示、证明判决的公正性，吸收因实体法的不同带来的缺憾，以消除人们心中对实体结果不满的情绪。当今世界已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其价值体系五花八门，常常很难就实体上的某一点达成一致，一个问题的答案往往会因人而异，因组织而异。程序是他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地方，一旦他们同意了程序，则无论是何结果，都必须接受所同意的程序带来的结果。程序正义同时也是衡量法官审判正义的一项根据，法官要根据实体法的规定断案，而法官对实体法规定的执行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程序法，因此，法官的法律意识中必须有程序正义，这也是司法公正对裁判者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 程序法的另一特性是它的优先性。相对于个案而言，一个实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正确，是否进行重审或再审，案件的判决结果是产生积极还是消极影响，都是个案影响，不会也不能影响到整个司法体系。若牺牲程序法的优先性去满足个案的需要，并形成习惯，那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会被滥用，法律的指引、教育、评价、预测功能就会下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无法作出正常的预测，人们对法律的威严会失去信心。而诉讼程序是社会成员都同意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即使在诉讼程序下得到了实体并不公正的结果，即个案不公，人们仍然会认为是合理的结果。 诉讼程序优先性的内在要求，是要求人们确立一种非经正当程序的审判结果即非法的意识。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经济背景不同，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已走向趋同。程序优先性在审判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虽然，在某些情况下，程序优先性与个案的实体公正有冲突之处，但从保障人格尊严、保障参与者处于公平的法律地位，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来看，保证程序法的优先性，利大于弊。诉讼程序的属性是诉讼程序的固有属性，正因其有独立性，决定了它独立于实体法；因为其有优先性，决定了它撇开个案影响而维持诉讼程序的完整划一体系。程序法与实体法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又彼此独立，自成体系。两者的发展虽有不平衡，但差距在缩小。实体、程序并重时代已到来，二者不可偏废，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轻视都会带来不利影响。两者和谐的结合、消除、减少冲突，才能使诉讼结果正义实现，达到立法者、民众的意愿。 程序性是现代法治极重要的特性。在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法律坚决地站在程序正义的一边。这里面极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来自英美思想的经验主义气质。经验主义的法律观很谦虚，它认为严格守住程序性，就是守住了凡人可能到达实质正义的唯一路径。就如一个瞎子摸着大象的腿大叫这就是大象。这在我们看来很可笑，然而这的确就是人类社会及其理性空间的现实，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比触摸更加接近真相。程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看不见的正义就算实现了（你怎么知道实现了），当事人之一也不一定服气，说不定双方都不满意。当然，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间，常常有差距甚至是巨大的落差，这是现代法律必须关注的问题，但它关注的方式也是非常谨慎和谦虚的，即放弃对实质正义的直接追求，转而追求程序的无懈可击。他假定程序不合法的事情实体就不合法，比如，非法的逮捕是不合法的，即使那个被捕的人真是罪犯，这个观点，刘少奇同志在1956年就曾表明过，但随即被否定。几十年后，我们在刑事法里才重新确立了这个姿态，但已还有相当数量的执法人员心中依旧不服气。然而“真的是罪犯”这个判断是如何作出的呢？离开了程序，事实上我们无法检验和复原这个结论，也无法放心的把评判权交给某个法官。 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关系看，审判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刑事审判的实体公正，就是法院的最终裁判使有罪者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轻罪轻判，重罪重判，无罪者免受法律追究。这是结果的公正，是实体法律的要求。同时，体现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的程序公正也是极为重要的。公正既是设定程序的基本要求，又是程序所要追求的终极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和体现。“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程序公正要求法官在刑事诉讼中要公平地对待控辩双方，保障其平等充分地享有和行使诉权，公正地作出裁决而不偏袒。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具有的特殊诉讼角色和社会身份，任何程序上的偏袒和不平等，甚至法官态度、语言、表情上表现出来的先入为主情绪，都有可能使被告人及其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产生某种不公正的感觉，即使裁判做到了实体公正，也不容易服判，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和公信度。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不注意听，听不进去，甚至听不下去，这不仅形象上不公正，而且也不能保证裁判法结果的公正。因此，法官的形象公正尤为重要。 轰动全国的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因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将一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全国引起了极大争议。对于本案，刘涌该不该判死刑，只能由人民法院经过公正的审判作出结论，但该案给我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对于本案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是主要由非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刘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刘涌案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则主要是由法律专业人士所主张的观点，即刘涌案件的改判说明法治的进步；说明我们国家对于人权的保障正在走向完善，对于程序违法应当有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假如刘涌案件的案件事实如同判决书所讲的存在刑讯逼供，那么对于刘涌案件的两种观点正代表了两种理念，前者为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理念，而后者为辛普森式的程序理念。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碰撞在刘涌案件中得到了突出反映，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更广泛的思考。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已经走向了对抗式，我们的许多司法改革措施也是以倡导程序正义的英美国家为模型，程序正义在学界受到了大力推崇。台湾学者苏永钦教授在评价台湾的司法改革时曾形象地称之为“漂移在两种司法理念之间的司法改革”，仔细思索刘涌案，人们之所以对这一案件的评论“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其深层原因在于：我们国家传统的实体正义至上的司法传统使得普通老百姓难以接受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一个“罪大恶极”的集团犯罪的首犯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刑讯逼供。然而，人们又对刑讯逼供行为深恶痛绝，同样轰动全国的云南杜培武案所引发的人们对刑讯逼供的讨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两个案件存在着很大差异，一个是罪行累累，而另一个则是蒙冤入狱。具体到刘涌案之所以导致两种司法理念的撞击的直接原因就在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书，我们不难发现在这样一份判决书中竟然使用了许多含糊的不确定的表达。依照常理，凡是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关一般都会调配精兵强将予以审理，其制作的判决书也代表了本院的最高水平。然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如此含糊的判决文本了断此案，很难让人认为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错误。相反，更容易使人陷入无限遐想，是否本案另有隐情，主审法官是否迫于压力，法院之诉运用这种手法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否是在为以后的再审埋下伏笔等等。正是这样一份措辞含糊的判决书使得普通百姓乃至法律人士对判决结果的合理性提出了“合理的怀疑”。一些法律人士对于刘涌案也持一种审慎的批评态度，并且对刘涌案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刘涌案中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接受人民法院作出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为什么“民愤”因为判决书的作出而被再次激起，一个更直接的缘由恐怕就是信息的不公开，当一个案件的真实情况尚未公开，当普通老百姓连一份完整的判决书都难以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有理由去展开想象，完全有理由去猜测。他们完全可以认为此案之所以改判是因为强权在作案，尤其是在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黑幕的情况下，民众有理由这样认为。如今，我们的司法机关也在倡导“司法为民”，这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试想如果我们的法院在作出一份判决书尤其是象这样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判决书而不向公众说明真相，这样的司法又怎能让公众满意？ 我们注意到我们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司法改革都在强调“民众”，日本推出的“一揽子司法改革计划”，其中明确提出国民的司法参与，在日本司法改革白皮书中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应建立广大普通国民与法官共同分担责任，相互配合，主动地实际参与决定审判内容的新制度”，其目的就在于让人民参与司法，了解司法。而我国人民参与司法，不外乎有两种方式。一是参加法庭审判或者旁听（如今电视直播以及媒体能够详细报道的案件还为数不多），另一个途径则是裁判文书，如果裁判文书作为司法程序的最终结果，但我们不能通过它来告知被审判者，告知公众此案的情况是什么，法庭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法院就向公众隐瞒了真相，公众就有理由怀疑案件结果的正当性，因而，其裁判文书的公开是审判公开的课题中应有之义。 尽管刘涌案件的判决书措辞比较含糊，认为案件侦查过程中可能存在刑讯逼供，并且法院基于“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了改判的判决，但就判决书本身来讲，尽管我们批评这份判决没有充分说理，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份判决书在形式上存在着一个进步。从这份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日益认识到程序的重要性，敢于排除因为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并且因此而改判。当然，这一进步并不意味着做到了真正的非法证据排除，但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毕竟迈出了这一步。然而，正是本案中对于刑讯逼供所得的证据的排除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大讨论，促使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以后刑事司法改革中对于程序违法问题的解决。如何构建我国的“程序性裁判”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本案中凸显的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问题，而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以及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并且这些规定还缺乏可操作性。目前学界有关建立“程序性违法的法律后果”的呼声日渐高涨。但从刘涌案件的讨论所展示的“民众的呼声”，又使得我们必须去审慎地思考如何构建中国的程序性裁判。在很多老百姓还受包青天式的实体正义观念深刻影响下，我们能否移植程序正义理念指导下的程序性裁判制度？经过移植或借鉴，在中国构建程序性裁判后，民众能否接受这一制度？这一制度能否发挥积极的功效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还得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