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因此，针对食品经营者，是否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通常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的违法性。指行为违反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了规定的义务或违反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了法律的要求，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生命健康和安全权，甚至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由于食品消费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食品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件将会造成个人和社会利益的极大损失;二是主观恶意性。《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了区别对待，对生产者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生产者只要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就要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销售者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即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进行销售的，才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148条第二款是一个惩罚性赔偿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并且遵循第一款中列明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首负责任制，消费者可以首先像厂家要求赔偿，厂家还不能推诿，先赔付给顾客，如果是生产问题，厂家自己担责，如果是经营者的问题，必须先行赔付再去向经营者索要赔偿。

二、如造成损失，消费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并在价款十倍和损失额三倍中有权自由选择，最低限额仍然为1000元。第二款赔偿金的关键并不需要消费者遭到实际的物质损害，对消费者的损害行为在假冒伪劣商品售出的一刻就已经存在，即侵犯了消费者相应的权利，跟该商品是否实际使用了无关。

三、第二款中的但书项“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即标签、说明书出现了一些类似印刷方面的瑕疵，不会影响食品安全，也不会使消费者产生误导时，便可以豁免惩罚性赔偿。

四、“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经营商只需要证明自己不是“明知”，就可以有效规避千元消费者赔偿，而只进行普通的十倍赔偿就可以。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四十八条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扩展资料：

案例：

郭女士在一家超市购买了两袋大米。大米外包装袋上写明生产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产品执行标准为NY5115-2008。经上网查找，郭女士发现该标准早在2013年6月26日就已经被废止，且于去年1月1日停止施行，遂要求超市作出十倍赔偿。

但超市认为，使用已废止标准属实，但大米质量合格，故不在十倍赔偿之列，且大米并非其所生产，郭女士想要获得赔偿，也只能找大米的生产厂家索要。   

【评析】超市应作出十倍赔偿。修改后的《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即郭女士具有索赔的选择权，超市只能先行担责。

参考资料：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一、食品安全法赔偿标准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　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属于生产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营者追偿。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

　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如何处罚

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给予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按下列规定给予罚款：

（一）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2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第五十三条食品召回制度，第六十二条进口食品及添加剂。第六十三条进口尚无国家标准的食品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食品安全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荆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处2000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餐饮服务许可证。

　三、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适用

就惩罚性赔偿，新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从规范内容看，经营者明知虽然是实体法中的要求，但其真正的落实却要依靠民事诉讼法中的举证责任规则。然而，关于经营者明知的举证责任规则迄今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一、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

认真贯彻党中央司法改革部署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坚持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仗接着一仗打，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攻克，让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人民司法的鲜亮底色。2021年，全国法官人均办案238件，一审服判息诉率88.7%，二审后达到98%，长期未结诉讼案件同比减少16.3%，在案件压力增大情况下，审判质效指标持续稳中向好，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司法责任体系建设，推动健全制约有效、监督到位、权责统一的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细化“四类案件”监督管理，确保院庭长监督不缺位、不越位、可追溯。出台法官惩戒工作程序规定，扎紧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的制度闭环。推进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领导小组，发挥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作用，推行类案检索、量刑规范化，运用司法大数据辅助办案，加强对各高级法院审判业务文件审查，规范法官裁量权。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补齐短板，努力解决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坚持不懈防止公平正义因地区、城乡、行业和身份不同而出现差异、打折扣。

提高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完成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以庭审程序公正保障裁判实体公正。依法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改革和建设，更好实现就地解决纠纷、方便群众诉讼、维护司法公正。

加强智慧法院建设。面对疫情，智慧法院大显身手，全国法院在线立案1143.9万件，在线开庭127.5万场。司法区块链上链存证17.1亿条，电子证据、电子送达存验证防篡改效果明显。形成经济社会运行大数据报告220份，“数助决策”服务社会治理。知识服务平台涵盖类案推送、信用评价、庭审巡查等业务场景，为全国法院提供智能服务1.4亿次。智慧法院创新成果在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全方位展示，加强智慧法院建设进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科技赋能司法展现广阔前景。

完善互联网司法模式。北京、杭州、广州互联网法院运用先发优势，推动技术创新、规则确立、网络治理向前迈进。浙江法院推进“全域数字法院”，福建法院融入“数字福建”，重庆法院探索“全渝数智法院”，司法紧跟数字时代步伐。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积极提供辅助引导或线下服务，帮助跨越“数字鸿沟”。在全球率先出台法院在线诉讼、在线调解、在线运行三大规则，以人民为中心的互联网司法规则体系逐步建立。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我国互联网司法从技术领先迈向规则引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司法保障，为世界互联网法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自觉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贯彻到法院工作各领域各环节，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倾听人民心声，接受人民监督，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监督。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工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知识产权审判工作，落实审议意见和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专题调研报告意见，提升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汇报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为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公正高效审理民事案件提供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自觉进行民主协商，接受民主监督，参加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共商提高涉外执法司法质效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通过召开座谈会、联合开展重点课题调研、共同举办民营经济法治建设峰会等形式，就司法政策进行民主协商，真心诚意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建议，努力改进工作。办好代表建议、政协提案是接受监督的重要方式，把456件代表建议、399件日常建议和153件政协提案饱含的民声民意，积极转化为公正司法的具体措施。比如，就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建议，发布司法政策和典型案例，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建行政司法协同机制。就加强食品安全司法保护的建议，完善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探索建立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邀请代表委员旁听庭审、见证执行、视察法院，让司法活动始终置于人民监督之下。6960名各级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律师在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受邀见证。公开是最好的监督，裁判文书网累计公开文书1.3亿份，网上观看庭审直播累计超过456亿人次。广泛接受社会监督，认真听取特约监督员、特邀咨询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善于从意见建议中准确把握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回应社会关切热点，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发布“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与舆论形成良性互动，共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保障人民参与司法。畅通人民参与司法决策的渠道，努力让司法解释、司法政策都充分体现民意。通过组织座谈、走访调研等形式，听取代表委员特别是企业界代表委员、特约监督员意见，了解疫情下“企业想要什么”、“司法能做什么”，有针对性地出台司法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20条。邀请代表列席审委会发表意见，共同研究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就“同命同价”、网络消费、在线诉讼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5件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138条意见建议。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参与司法的最直接形式。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法，扩大参审范围，落实随机抽取。全国共有33.2万名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237.3万件，其中参与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结群众广泛关注、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6670件，充分发挥人民参与司法的重要作用。

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紧紧依靠人民支持推进司法改革、破解工作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完善刑事和民事诉讼制度，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就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等重大改革及设立专门法院作出决定，有力支持司法体制改革。31个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议或出台文件，支持法院推进解决执行难。湖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支持人民法庭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代表委员寓支持于监督之中，积极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有的直接参与法院化解矛盾纠纷。在扫黑除恶、攻坚执行难、一站式建设等一场场硬仗中，代表委员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展现蓬勃生机。

贯彻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支持配合监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自觉接受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人员监督。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依法接受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认真审理抗诉案件，健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三、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法院铁军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法院队伍教育整顿，法院队伍得到前所未有的淬炼，思想作风发生深刻变化，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轮训干警80万人次，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新进机关青年干部“第一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史学习培训全员覆盖，引导干警筑牢政治忠诚，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人民审判成就展，推出《红色法庭百年志》纪录片，赓续人民司法红色血脉。推出15项司法为民实事清单，组织200余项办实事活动，用为民办实事的实际成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着力提升司法能力。完善法官入额、遴选、考核、退额等制度，择优选能。开展全国基层法官大轮训。加强知识产权、涉外等专业化审判人才建设。完善法官法新旧衔接政策，支持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法院队伍建设。培养双语法官2373人。设立最高人民法院青年法官（雄安新区）实践基地，加强援藏援疆援青干部选派，让青年干警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引导广大干警改进司法作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落实“三严三实”要求，全国四级法院院长、班子成员分别到6028个乡镇人民法庭驻庭调研，扑下身子，沉下心来，与法庭干警同吃同住同工作，拜群众为师，面对面听民声，心贴心解民忧。

深入开展法院队伍教育整顿。坚持刀刃向内，清除沉疴积弊，全国法院59万名干警接受革命性锻造，实现刮骨疗毒、激浊扬清、铸魂扬威。坚持问题导向，不护短、不遮丑、不讳疾忌医，一体推进顽疾整治和建章立制。坚决整治年底不立案，严禁拖延立案、限制立案、以调代立、增设门槛，全国法院去年12月收案同比增长104.2%，群众反映长期存在的年底不立案得到有效整治。全面排查1990年以来“减假暂”案件1334.5万件，对有问题或瑕疵的5.9万件督促逐一整改，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出台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意见，决不允许“纸面服刑”、“提钱出狱”破坏公平正义。狠抓“三个规定”落实，各级法院全部突破“零报告”，11.2万人次记录报告信息12.8万条，有干预就报告、有过问就上报形成习惯。出台近亲属禁业清单、规范离任人员从业等规定，坚决斩断利益输送链条。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马，最高人民法院查处本院违纪违法干警21人，各级法院查处利用审判执行权违纪违法干警3066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509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院，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深刻汲取孟祥等反面典型教训，开展警示教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学习英模、弘扬正气，全国法院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好法官好干部，694个集体、596名个人受到中央有关部门表彰。滕启刚等24名法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法治事业的无限热爱。广大干警深入学习周春梅法官用生命捍卫司法公正的崇高精神，努力践行“一心为民、知恩报党”，“做人清清白白，裁判坦坦荡荡”，“说实话、办实事，脊梁不弯、正义不低头”。

各位代表，新时代人民法院工作发展进步，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工作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司法领域的生动实践，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国务院大力支持，全国政协民主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民主监督支持，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在此，我代表最高人民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

我们清醒看到，人民法院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一是精准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司法能力不足，对司法实践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不够，有的案件审判质量效率不高、效果不佳，基层司法能力仍需加快提升。二是司法改革还存在不到位问题，系统集成不够，司法管理存在短板，综合配套举措落实存在差距。三是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既有存量、还有增量，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四是专业化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短缺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法院案多人少、招人难、留人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对这些问题和困难，我们将在党的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的范围 (一)适用对象——经营者与消费者主体身份的确定 《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范的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及其之间的关系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依照该法第55条的规定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惩罚性赔偿的承担者是经营者，赔偿的受益者是消费者。何为经营者，何为消费者?这正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因此，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对象，关键就在于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消费者，也就是明确该法的适用范围。 何为经营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并未作出规定，该法仅在第3条规定了经营者的行为状态，即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2条将经营者定义为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服务的法人、其食品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他组织和个人，依照法律的体系解释方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也应当是以营利为目的，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人。 何为消费者，这是关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范围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范围的界定问题是其核心问题，关系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二)适用条件——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受到诱导 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是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有关规定，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从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来看：首先，行为人要在主观上存在故意，过失不存在构成欺诈的问题;其次，行为人要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最后，行为人的行为能够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这三者缺一不可，方能构成欺诈行为。有人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欺诈，只要经营者有欺诈行为，不论消费者主观上是否因此产生错误的认识，均可适用该法定55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其他民事法律规范统一构成我国民事法律体系，既然其他法律规范对于欺诈行为已经作出界定，如无另外规定，对于同一法律术语应当作出一致的解读似乎更为妥当。 确定了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也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二是消费者受到诱导。这里就产生理论界和实务界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惩罚性赔偿与知假买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之后，因司法解释作出特别规定，食品、药品这一特殊消费领域的知假买假适用惩罚性赔偿，这已是定论。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商品和服务交易并不属于食品、药品消费领域，这些交易不受该司法解释的调整，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于这些交易中的知假买假?对此，尽管有不少人持肯定主张，但从法律规定及民法理论进行分析，本文依然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不适用于知假买假。 1.从知假买假者的主观目的来看，其购买假货无论是基于牟利目的，还是基于打击制假售价的社会公益目的，都均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为生活消费”不符合。 2.知假买假者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行为，即便销售者在商品或服务的宣传或标识等方面存在虚假成分，但这并不足以导致知假买假者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知假买假并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欺诈行为”这一要件。 3.在民法理论上，“尊重个人意思自治，个人取得权利，负担义务，完全取决于个人自由意思。契约之内容、方式、成立及契约对方当事人之选择，听凭当事人自由，国家不作干预”这是近代民法契约自由原则的集中体现。对于知假买假而言，买受人明知是假货却仍然出资购买，购买假货完全是其个人意愿，无论其主观上具有何种功利性目的，都不能否认其是在全面了解所购商品或服务的背景下自愿与对方订立契约的事实，对于这种自愿且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法律不宜再介入调整。对此，***教授曾介绍：在有些国家，买受人明知商品有瑕疵的，出卖人不承担责任，不仅不能要求赔偿，而且不能退货，在与日本学者谈及知假买假的情况时，日本学者也介绍这种情况在日本不受法律保护。尽管在食品、药品这一特殊消费领域，经司法解释的强制性规定，知假买假仍适用惩罚性赔偿，但这并不能扩张至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及服务的消费领域。因此，除食品、药品外，知假买假不能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 二、 惩罚性赔偿适用中的几种例外情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宗旨既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即便是在为了生活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惩罚性赔偿也不是毫无例外的适用，基于公共利益或政策的考量，本文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还存在以下几种例外情形。 (一)购买实行政府定价行为的商品或服务 根据《 价格法 》的规定，我国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分为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三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都实行市场调节价，但对于极少数事关国计民生的商品或服务，实施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对于这类商品或服务(诸如家庭供电、水及燃气等)，消费者支付价款进行消费，目的也是为了家庭日常生活之需。如果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能否主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一来这些商品或服务涉及国计民生，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没有定价权，消费者也很难说有自主选择，双方之间的交易不是参照市场化运营的方式进行的;二来由于接受这些商品或服务的人量大、面广，如果适用惩罚性赔偿，有可能导致经营者难以为继，最终损害的是社会秩序和广大用户的根本利益，这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因此购买这些商品或服务不适用惩罚性赔偿。 (二)具有公益性质的教育或服务 以学校教育和医疗服务为例，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尽管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立幼儿园、学校、医院不断出现，但就总体上而言，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公共性、公益性的根本属性没有也不会改变。学生进学校读书、患者到医院看病，双方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交易，但这种交易与市场上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有根本不同。况且，对于此类教育或服务，我国也制定了大量法律 法规 ，能够满足纠纷解决的需要，无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调整，当然也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三) 商品房 买卖 为居住、生活之需购买商品房的人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出卖人在售房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的， 购房 人能否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对此，本文认为，房屋并非一般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房屋也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我国《 产品质量法 》第三条就明确将包括商品房在内的建设工程排除在该法规定的产品之外，依照民法体系解释的方法，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商品也应当作出同样的理解。对于商品房买卖领域的欺诈行为该如何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有特别规定，结合《 民法典 》（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等法律的规定，即便出卖人在售房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购房人的权利也可以得到救济，故商品房买卖中的欺诈行为也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 由上文可知，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是适用于一切情况的，在面对相关问题时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盲目照搬套用，否则，惩罚性赔偿制度将适得其反。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不是目的，而是法律赋予法官制裁惩罚不诚信行为的一种手段。相信这一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会为市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