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刑事赔偿决定书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是指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对赔偿请求人提出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的刑事赔偿请求，作出赔偿决定时所制作的文书。

最新《刑事赔偿决定书》式样如下：

（此处印制赔偿义务机关名称）

刑事赔偿决定书

公刑赔字[ ]第 号

赔偿请求人：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电话：

住所： 邮编：

[赔偿请求人： （法人或组织名称）电话：

住所： 邮编：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职务： ]

[委托代理人： （姓名） 电话： ]

本机关于 年 月 日收到赔偿请求人的刑事赔偿申请，请求

（具体赔偿要求）

经审理查明：

（主要事实和理由）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具体法律条文） 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说明是否赔偿、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数额等；决定不予赔偿的，说明不予赔偿理由）

。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本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上一级公安机关） 申请复议。

年 月 日

（赔偿义务机关印章或者国家赔偿专用章）

2014年以后的生效判决可以在最高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查询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2014年以前的判决需要到做出判决的法院查询。

2014年1月1日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正式实施。该司法解释明确，最高法在互联网设立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布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中西部地区基层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时间进度由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并报最高法备案。

中国裁判文书网：

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赔偿决定应当在收到赔偿申请后二个月内执行。

对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赔偿请求人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的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告复议机关。

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决定的，收到决定书即应执行。

【法律依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作出的赔偿决定应当在收到赔偿申请后二个月内执行。

对复议机关作出的复议决定，赔偿请求人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告复议机关。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篇1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　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　敲诈勒索　行使权力　正当性　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29197.14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篇2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　自由刑　数额　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诈骗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1.5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1.5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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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赔偿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侵犯当事人人身权、财产权造成损害而给予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的赔偿。公安机关是非法院机关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所以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他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时您可以向上一级机关复议，若还是不赔或者不作为30日起，您可以向上一级的同级法院的赔委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所谓先行处理是指赔偿请求人在最终解决刑事损害赔偿争议之前须经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

“先行处理原则”有着明显的优越性：首先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由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表现了对赔偿义务机关的尊重，为其提供了一个自己改正错误的机会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 ；其次，赔偿义务机关为专门的司法审判机关，熟悉业务，了解案情，先行处理程序简便、迅速，可以给请求权人提供便利、经济的救济；最后，习性处理程序可以消除大部分赔偿争议事项，减少专门机构的工作压力。

提起

根据中国国家赔偿法第20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在中国，赔偿义务机关主要包括公安机关、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监狱管理机关。请求赔偿应当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申请书，其目的在于明确请求权人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的关系。申请书应当以书面形式提起，请求人因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等原因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委托他人代书，但必须有申请人和代书人的签名。

提起刑事损害赔偿的法定前提条件是司法机关依法确认发生了错羁、错判或违法行使职权的法律事实。但是，上述错羁、错判的法律事实的确认，是由司法机关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在司法机关对错误的刑事追究没有得到确认和纠正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自认为是无辜受害者，要求国家予以损害赔偿。

受理

赔偿义务机关在收到申请人的赔偿申请书后，应当予以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审查的内容包括：⑴申请人是否请求权；⑵请求赔偿的事实和理由是否确实、充分；⑶呈送的赔偿义务机关是否正确；⑷是否在法定时效期限内提出申请。请求人必须在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两年内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申请。

赔偿义务机关经过审查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在收到申请书后，对于无请求权的申请人，应书面通知其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对于不符合赔偿条件，不属于赔偿范围内的请求，应当书面通知其不予赔偿，并说明理由；收到申请书的机关为非赔偿义务机关的，应告知其向正确的赔偿义务机关申请；对于申请书内事项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有逸遗漏的，应通知其限期补正；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应将受理决定送达申请人。

决定

赔偿义务机关受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之日起两个月内依照国家赔偿法第4章的规定作出处理决定并给予赔偿。

关于赔偿方式，国家赔偿法未作规定。世界上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赔偿义务机关与请求人双方协商，达成赔偿协议的方式；一是由赔偿义务机关单方面就赔与不赔，赔偿发生和金额作出裁决的方式。其中，协议方式有它的优点，也比较符合中国一贯的立法精神。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第二章 确 认第三章 立 案第四章 审 理第五章 复 议第六章 执 行第七章 附 则第一章 总 则第一条 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及有关法律，制定本规定。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受理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提出的刑事赔偿请求，审查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保障受害人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获得赔偿。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坚持依法赔偿的原则，严格依照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规定办理刑事赔偿案件。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实行主诉检察官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制度。第五条 在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中，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决定，有权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刑事赔偿案件确有错误，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第二章 确 认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应当依法确认，未经确认有违法侵权情形的赔偿申请不应进入赔偿程序。（参见赔偿第20条）本规定所称确认，是指依法认定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四）、（五）项、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程序。第七条 有下列法律文书或证明材料的赔偿申请，请求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以确认论，应当进入赔偿程序：（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拘留决定书；（二）人民检察院撤销逮捕决定书；（三）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四）不起诉决定书；（五）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的复查决定书；（六）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予以释放的证明书；（七）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八）对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中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九）对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死亡，作出处理决定的文书。但是对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人民法院因证据不足作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申请赔偿的，人民检察院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进行确认。

第八条 证据不足的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或者判决无罪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检察机关作出的逮捕、拘留决定有无侵犯人身权情形依法进行确认：（一）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或者不能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予以确认；（二）对不能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予以确认；（三）对有证据证明有部分犯罪事实的人拘留、逮捕，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拘留的，不予确认。第九条 请求返还被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的赔偿请求，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分别下列情形对有无违法侵犯财产权情形，依法进行确认：（一）人民检察院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复查纠正决定书及人民法院宣告无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对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作出返还当事人决定的，或者具有对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产等措施认定为违法的法律文书的，以确认论；（二）没有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查封、扣押、冻结、追缴当事人财产的，予以确认；（三）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为当事人个人合法财产的，予以确认；（四）有证据证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财产属于违法所得的，不予确认。第十条 对于要求确认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四）、（五）项、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按照人民检察院内部的业务分工，将相关材料转交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应在二个月内提出违法侵权情形是否存在的书面意见，移送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审查并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书》，送达赔偿请求人。第十一条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二款之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请求赔偿的违法侵犯人身权情形应当依法不予确认。第十二条 在刑事赔偿案件受理阶段或者复议阶段发现原确认可能错误的，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后，通知案件原承办机关或者部门重新审查。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应同时制作《人民检察院重新确认通知书》，送达赔偿请求人。第十三条 赔偿请求人对人民检察院不予确认的决定不服，有权申诉。

不服不予确认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可以自行复查，也可以责成下级人民检察院复查。第十四条 对不予确认的申诉，经复查认定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四）、（五）项、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应予确认；原不予确认正确的，予以维持。

对上列情形，均应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复查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三章 立 案第十五条 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申请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申请，应当递交赔偿申请书。赔偿请求人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口头提出申请的，应问明有关情况并制作笔录，由赔偿请求人签名或者盖章。人民检察院收到赔偿申请后，应当填写《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申请登记表》.第十六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刑事赔偿申请，应当立案：（一）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已经依法确认；（二）检察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三）本院负有赔偿义务；（四）赔偿请求人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五）符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请求赔偿时效；（六）请求赔偿的材料齐备。第十七条 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赔偿申请，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七日内立案，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立案决定书》，并通知赔偿请求人。第十八条 对不符合立案条件的赔偿申请，应分别下列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一）未经依法确认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先向有侵权情形的机关请求确认，本院为侵权机关的，按照本规定第二章的规定办理；（二）不属于人民检察院赔偿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向负有赔偿义务的机关提出；（三）本院不负有赔偿义务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向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提出，或者移送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并通知赔偿请求人；（四）赔偿请求人不具备国家赔偿法第六条规定条件的，告知赔偿请求人；（五）对赔偿请求已过法定时效的，告知赔偿请求人已经丧失请求赔偿权；（六）对材料不齐备的，告知赔偿请求人补充有关材料。对上列事项，均应在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七日内填写《人民检察院审查刑事赔偿申请通知书》，送达赔偿请求人。

第四章 审 理第十九条 对已立案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当全面审查案件材料，必要时可调取有关的案卷材料。第二十条 审查刑事赔偿案件，应当查明以下事项：（一）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情形的确认是否正确；（二）损害是否为检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三）侵权的起止时间和造成损害的程度；（四）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一条 对刑事赔偿案件审查后，认为证明材料不足的，可以要求赔偿请求人或者有关部门补充证明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审核。第二十二条 对审查终结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制作刑事赔偿案件审查报告，提出是否予以赔偿、赔偿的方式和赔偿数额等具体处理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二十三条 审查刑事赔偿案件，应分别下列不同情形作出决定：（一）请求赔偿的违法侵权事项事实清楚，应当予以赔偿的，依法作出给予赔偿的决定；（二）请求赔偿的侵权事项事实不清，不符合国家赔偿范围的，依法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第二十四条 办理刑事赔偿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受理赔偿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决定，制作《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送达赔偿请求人。受理赔偿申请的时间应当自材料补充齐备之日起计算。

第五章 复 议第二十五条 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逾期不予赔偿、决定不予刑事赔偿或者对决定的数额有异议的，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参见赔偿第21条）第二十六条 复议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及时全面地进行审查，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一）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复议申请，复议机关应予受理；（二）对超过法定期间提出的，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三）对申请复议的材料不齐备的，告知赔偿请求人补充有关材料。第二十七条 复议刑事赔偿案件可调取有关的案卷材料。对事实不清的，可以要求原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也可以自行调查。第二十八条 对审查终结的复议案件，应制作刑事赔偿复议案件的审查报告，提出具体处理意见，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第二十九条 复议刑事赔偿案件，应分别下列不同情况作出决定：（一）原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赔偿方式、数额适当的，予以维持；（二）原决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予以纠正，赔偿方式、数额不当的，予以变更；

（三）赔偿义务机关逾期未作出决定的，依法作出决定。第三十条 复议机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决定作出后，应当制作《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直接送达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请求人。直接送达赔偿请求人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所在地的人民检察院代为送达。第三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复议刑事赔偿案件，实行一次复议制。

第六章 执 行第三十二条 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负责刑事赔偿决定的执行。支付赔偿金的，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办理；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由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通知原案件承办部门执行。（参见赔偿第25条）第三十三条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赔偿决定后，赔偿请求人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期间内未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的，即应执行。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后，赔偿请求人自收到复议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的，赔偿义务机关即应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告复议机关。第三十四条 对有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参见赔偿第30条）第三十五条 经人民检察院依法确认有违法侵权情形存在，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的，负有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第三十六条 赔偿义务机关如果认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赔偿决定确有错误，可以向作出赔偿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确有错误的事实和理由，并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建议。

第七章 附 则第三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于撤销案件、不起诉案件或者人民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重新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或者提出抗诉的，正在办理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当中止办理。经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有罪的，正在办理的刑事赔偿案件应当终结，已作出赔偿决定的，应当由作出赔偿决定的机关予以撤销，已支付的赔偿金应当收回。第三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负有共同赔偿义务的，按照有关共同赔偿的规定办理。第三十九条 依据本规定作出的《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书》、《人民检察院重新确认通知书》、《人民检察院刑事确认复查决定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立案决定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均应加盖人民检察院院印，并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第四十条 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具有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予追偿。具体办法可以参照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办理。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施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