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第一案，名为浮尸案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

民间对伍子胥多有好感和同情，因此有了“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了头”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的传说。伍子胥后来逃到吴国，他胸中始终回荡一股愤懑之气。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相比，吴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国，《战国策》的作者甚至不屑于提到他。伍子胥来到吴国，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楚国是七国中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吴楚交兵，吴兵攻入楚国国都，几乎灭了楚国，这是楚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叶。吴国向南制服了越国，向北伐齐，大败齐兵，威震天下。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于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最近办理的陕西汉中鲁天恵故意杀人、强奸幼女申诉案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是我提供法律援助的一起重大冤假错案。鲁天恵第一次见到我的情景，让我至今难忘。他无助、哀求的眼神和对这个世界的恐惧，让我首先从感情上接受了他是被冤枉的事实。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辨别冤假错案，眼神有时比证据更重要。阅卷之后，我进一步坚定了这个认识。

汉中中院和陕西高院判决认定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鲁天恵在1994年8月8日晚八时许，见被害人鲁丽独自一人行走，就将其诱骗至一低洼地进行奸淫。事后怕罪行败露，鲁天恵用水泥块状物品猛砸鲁丽前额，致其死亡。鲁天恵用塑料编织袋将尸体带至约150米远处的稻田内，徒手拔起七、八窝稻谷，将鲁丽的尸体予以掩埋。鲁天恵洗掉手上的泥巴，拿起沾有血迹的衬衣回到自家的草屋，在开门时将拿衬衣手上沾的血迹擦在门框上。又怕罪行败露，用水将衬衣上的血迹洗掉，将血水撒在室内地面上。

公安机关于1994年9月4日接到群众报警，在稻田内发现一具尸骨。在此之前，村民鲁存友报警称其养女在8月8日失踪。由于警方发现尸骨旁边有鲁丽生前穿过的裙子，遂直接认定死者即为鲁丽。公安机关出具鉴定显示，鲁天恵门框上的血迹、室内地面上的泥土、鲁天恵白衬衣上的血迹、被害人鲁丽裤头、毛发骨骼均为ON型。法院据此认为证明鲁天恵作案的证据链已经完整。

但问题是，法院认定的案情事实，除了鲁天恵的口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就拿奸淫幼女罪来说，死者鲁丽的内裤上并没有检出精斑。除了鲁天恵自己的供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鲁丽生前遭遇过性侵。仅仅根据被告人的口供这一孤证，汉中中院竟然就认定鲁天恵犯了奸淫幼女罪。现在看来，汉中中院之所以这样认定，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么浅显的证据规则，而是因为一旦拿掉了奸淫幼女这一罪名，那么鲁天恵的杀人动机就成了问题。因此，两级法院为了判决鲁天恵故意杀人的罪名，就必须捎带着奸淫幼女的罪名。

现有证据能证明鲁天恵杀害了鲁丽吗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答案是根本不能。任何死亡类案件，侦查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死者的身份。然而在这个案件中，死者的身份根本就无法确定。鲁丽是鲁存友的养女，鲁存友看到的只是一具尸骨，根本看不到面容，仅凭尸骨身边的裙子就能认定死者是鲁丽？警方所做的血型鉴定只是种类物鉴定，结论并不具有排他性。更重要的是，鲁天恵的草屋在稻田边上，处在开放的公共位置，很多人都可以接近。即便能够证明鲁天恵的门框上和室内泥土上的血迹就是死者鲁丽的，难道就能由此证明是鲁天恵杀死了鲁丽吗？谁能证明这些血迹是何人留下的？是何时留下的？是为何留下的？

试想，有谁杀了人会故意把血迹抹在自己的门框上，把洗衬衣的血水倒在自家室内地面上？门框上的血迹离地面很近，需要刻意蹲着才能抹上去。鲁天恵草屋边上就是一条小河，血水为何不直接倒进小河里？这根本不符合作案人担心罪行败露的心理，反而很符合伪造现场、栽赃陷害他人的惯用手法。至于染有血迹的白衬衣，鲁天恵解释称已经很久没有穿过了，并且他草屋的钥匙曾经遗失过。可惜的是，鲁天恵的这些解释都没有被法院采信。

也许有人问，那鲁天恵为什么会做有罪供述呢？鲁天恵的有罪供述中为何会包括在门框中抹血迹、往室内泥土上倒血水等细节呢？为何会包括承认当晚穿着的是白色衬衣，而这件衬衣后来刚好被检出了血迹呢？不仅如此，鲁天恵为何还对强奸、埋尸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辨认呢？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证明鲁天恵作案吗？

乍一看，似乎在案有完整的证据锁链，可这条锁链根本经不起推敲。公安机关是在1994年9月4日发现的尸骨，当天即做了现场勘查，提取了鲁丽的毛发、骨骼和裤头。当年9月16日，公安机关已经提取到了门框上的血迹、室内泥土和白色衬衣。当年9月26日，警方正式出具了《尸检报告》。巧合的是，恰恰在这一天，鲁天恵做出了第一份有罪供述。关于案发当晚的穿着，鲁天恵口供中曾有过三种不同的说法。但巧合的是，警方血痕鉴定结论出来以后，鲁天恵的口供就稳定为白衬衣。至于对作案地点的辨认，更是毫无意义，因为杀人地点得不到其他证据佐证，而埋尸地点警方此前早已经掌握。

熟悉刑案的人都知道，这种先证后供的案件，如果不能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自主性和合法性，如果期间伴随着刑讯逼供、指供诱供，那么所有的证据锁链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幻象。形式上具有多份证据，实质上却只是孤证，因为证据印证关系是人为设计、拼凑出来的。当事人怎么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人员怎么教，而侦查人员会根据他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来诱导、指导当事人做出能够与现有证据互相印证的口供。据鲁天恵申诉材料反应，其本人在侦查期间遭遇过非常残忍的刑讯逼供，很多口供都是照着侦查人员的意图做出的。一审法院当年也曾要求查明公安机关是否有刑讯逼供。

公安机关当然会出具书面证明材料，言之凿凿的说自己是依法侦查，没有刑讯逼供。可这种自证清白的一纸说明，真的能还原整个侦查真相吗？在以往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中，也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说明。但如果没有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谁会违心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呢？鲁天恵是1994年9月16日被拘传，当年10月15日才被送往看守所关押，期间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被关押在办案单位自己的审讯室。那个特殊的时期，那种特殊的命案，公安机关完全依法审讯，没有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你信吗？

鲁天恵的供述是虚假的，其实有大量的蛛丝马迹可寻。比如关于奸淫鲁丽的地点，先后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关于自己当晚的穿着，先后也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关于杀死鲁丽的方式，最初供述是用刀杀死，后来才改为用水泥块物体砸死。鲁天恵称自己的衬衣上沾染了血迹，但死者鲁丽的裙子上反而没有检出血迹。鲁天恵供述当晚是借助月光作案，但实际上当晚可能根本就看不到月亮。鲁天恵徒手拔起七八窝稻谷的说法，经过侦查试验也根本不可能做到。另外公安在勘查现场尸骨时提取到了“成趟脚窝”数据，经比对与鲁天惠的数据不符，但公安机关最开始却并未移交该份证据。

纵观全案，如果没有鲁天恵的口供，那么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直接证明鲁天恵是作案凶手。而鲁天恵的口供是如何得来的，检察院和法院要么在所不问，要么直接轻信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对鲁天恵的口供中存在的矛盾和疑点，检察院和法院要么在所不问，要么直接轻轻略过。因为，他们只在意鲁天恵承认自己强奸杀人的内容。可是，这样简单、机械的正向比对口供，根本还原不出真正的案情事实。大量的司法案例已经证明，人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虚假口供，偏信侦查阶段的有罪口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首要元凶。

强奸幼女、故意杀人，拒绝认罪悔罪，却仅被判处无期徒刑。这足以说明，法院也认为案件证据存在重大问题。鲁天恵死里逃生却不知感恩，反而持续喊冤申诉长达二十余年。鲁天恵甚至在他的家门口贴上这样的对联“从今愿与鬼为伴，来世不共人同群”，横批“人恶于鬼”。若不是背负有极大的冤情，鲁天恵写不出这样的对联。

目前这个案件已由陕西高院正式立案复查。是否应当再审改判，不是看申诉人是否能提供充分的新证据来证明原审判决是错误的，而是看根据原审证据材料是否能够得出原审判决结论，综合审查原审判决是否存在错误。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不在被告，申诉案件的举证责任同样不在申诉人。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代理此案申诉，哪怕花上几年时间也在所不惜。正义不来，我们不散。

由于系统更新慢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不能立即查询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一般情况下一周内都会查到，若还没查可以去咨询当地执行局。可能暂时未在网上公开，如果是涉及国家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当事人是无法查询到判决书的。如果想查询判决书，也可以直接到判决法院去查询。知道案号可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到判决书。

案号是指用于区分各级法院办理案件的类型和次序的简要标识，由中文汉字、阿拉伯数字及括号组成。法院等司法机关立案后，对收到案件根据案件的性质进行分类，并进行登记，所分配的案件号码。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

第四条 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在互联网公布：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

（三）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但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确有必要公开的除外；

（四）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

（五）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第三条 人民法院作出的下列裁判文书应当在互联网公布：

（一）刑事、民事、行政判决书；

（二）刑事、民事、行政、执行裁定书；

（三）支付令；

（四）刑事、民事、行政、执行驳回申诉通知书；

（五）国家赔偿决定书；

（六）强制医疗决定书或者驳回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书；

（七）刑罚执行与变更决定书；

（八）对妨害诉讼行为、执行行为作出的拘留、罚款决定书，提前解除拘留决定书，因对不服拘留、罚款等制裁决定申请复议而作出的复议决定书；

（九）行政调解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

（十）其他有中止、终结诉讼程序作用或者对当事人实体权益有影响、对当事人程序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裁判文书。

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的确立

华东政法学院 朱淑丽

国家的赔偿责任包含三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一，国家是否对其行政活动产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二，国家是一个抽象的人格者，国家的赔偿责任由谁承担？其三，国家赔偿责任适用什么法律原则？以下围绕这三方面介绍布朗戈案与法国国家赔偿责任原则的确立。

一、布朗戈案所确立的原则

1873年2月8日，法国权限争议法庭判决了一起案件，因该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这个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过国有烟草公司门前的大街时，被该公司的一辆运货车撞伤。这样一起看似简单的案件却产生了难题：法国有两种法院系统，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应向哪种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由谁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运货车所属的烟草公司属国有企业，如果要求它赔偿损失，那么无疑便是国家承担了赔偿责任，而在此之前，国家奉行不负赔偿责任原则。因为国家是主权者，主权的特征是对一切人无条件地发布命令，没有国家通过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国家负担赔偿责任，否则即是取消国家主权。而且公民由于国家的行政活动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损害，是享受利益的代价，不能追问国家的责任。

然而，权限争议法庭否定了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理论，在没有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肯定了这样的原则：国家由于其行政活动方面的过错而给公民造成损害时，应承担赔偿之责。法国由此确立了国家赔偿责任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并非布朗戈案审判法官的偶然创造，而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行政职能不断扩张的一个必然性的法律结果。当国家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时候，如果不承认国家的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必定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威胁，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这一制度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二、赔偿责任的主体：个人还是国家？

以布朗戈案为标志，法国明确承认了国家对其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大陆法系其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例如日本的明治宪法确认的是国家无责任原则，但在后来制定的《国家赔偿法》中便明确地规定了国家或公共团体对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然而，接踵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待解决：国家所为的行政行为都是通过具体的个人即公务员来进行的，作为抽象人格的国家并不能为具体的行为，那么承担损害赔偿的究竟应该是国家，还是公务员？

通常对赔偿主体的认定有三种：一是由公务员个人负赔偿之责，这种观点实际上仍然没有承认国家的赔偿责任，而且由于个人财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落空。但它有助于强化公务员个人的责任心。第二种认定是由国家负赔偿责任。因为公务员所为的行政行为是作为行政机构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应由国家负赔偿之责。这一赔偿原则保证了受害人得到及时和充分的赔偿，却可能助长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粗心和鲁莽。法国在布朗戈案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所实施的基本上是这种制度。第三种解决办法则是由国家与公务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赔偿方式多发生于个人过错与职务过错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受害人可以职务过错为由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主体，同时又以公务员个人过错为由向普通法院起诉公务员个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该受害人已经行使其中一项起诉权而拒不受理另一项起诉。在并合过错下，行政主体与公务员个人负并合赔偿责任。受害人通常倾向于向行政法院起诉，由行政机关负担全部赔偿责任，这样可以使其权利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对受害人赔偿损失后，再根据公务员的过错程度，要求公务员个人承担赔偿金额的相应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损失由公务员赔偿，行政法院也判决他有权要求行政机构承担其应赔偿的部分。目前，法国和其它大陆法系国家即采用这种赔偿方式。

三、适用何种法律规则

在涉及国家由于其过错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案的处理中，应当适用什么法律规则呢？能否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呢？法国的一般见解认为，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之间存在很多差异：首先，国家与个人之间法律地位并不平等，行政责任则是对这种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种补救，而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其次，由于前项差异又导致行政赔偿责任有别于私人间赔偿责任的多方面特征，比如其救济并非即时出现，不适用恢复原状或实物赔偿等；最后，名义上承担赔偿责任的并非行为者个人，而是行政主体，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

基于这样的差异，布朗戈案的判决确认：“国家由于其雇用人员的公务行为对个人造成损害的责任不能根据民法典所规定的有关个人间关系的原则确定……这种责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绝对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即出于公务的需要以及协调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规范。”因此，国家的赔偿责任不适用私人赔偿责任的普通规则，而适用国家赔偿的特别规则。布朗戈案所确立的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是法国行政赔偿制度的主导原则。

国家赔偿法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法制充分发展的产物，国家赔偿制度的有无和赔偿标准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社会，或“君权神授”，或“国王不能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权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最高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国家具有最高的统治权，在这种绝对主权的思想下，国家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对其行为亦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故无论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抑或人们的思想观念而言，均不具备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条件。资产阶级革命后，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权等口号，方才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条件。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传统的消极维持社会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世界各国纷纷对社会经济生活伸出了干预之手。国家职能迅速扩张，国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国家侵权现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权运动的高涨，人民对缺乏救济手段的现实逐渐不满，国家主权豁免理论日渐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而各国也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开始检讨自己的人权和法治观念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国家不负赔偿责任的观念才开始动摇并逐渐被摈弃，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通过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至此，在历经了从否定到相对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长且艰辛的发展过程后，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认同。如今，国家赔偿制度已成为各国贯彻法治原则、保障公民权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发展

法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之一，法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世界各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国家赔偿制度而言，法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这一制度的国家，该制度不仅在法国的法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理论和实践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信奉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否定人民主权，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国家赔偿责任。1786年《人权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则代替了“国王至上”原则，确立了国民主权、公共负担平等以及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为国家赔偿奠定了宪法基础。法国大革命后的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对因实施公共建筑工程所致损害，应当予以赔偿。但法国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标志则是1873年权限争议法庭对“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决③。在判决中，权限争议法庭确认了国家赔偿的三项基本原则：国家应当对其公务员的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布朗戈一案使国家赔偿责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后，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开始脱离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布朗戈案虽使法国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但直到19世纪末其适用范围仍相当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拉弗里耶尔所著的《行政审判和诉讼救济》中仍声称：“立法权的特征是五条件的发布命令，国家的行政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不负赔偿责任。”④20世纪初至40年代，法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才有了较大发展，国家几乎对全部行政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法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起始于行政职能领域，之后拓展于立法和司法职能领域。法国立法赔偿首先出现在20世纪初的法国行政合同中，合同当事人如因国家法律而受到特别损害的，只要法律没有排除赔偿的规定，国家就当负赔偿责任。而其正式确立则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对“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决中⑤。该判决正式承认国家对合同以外的行为，包括立法行为，只要法律没有排除性规定，国家均负赔偿责任。不过由于立法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多发生于经济立法过程中，故国家的赔偿责任仅以经济立法致人损害为限。另需注意的一点是，法国行政法院并不能审理议会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须适用议会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赔偿，则不能判决国家负赔偿责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国的法令又规定，国家必须对议会中的行政管理所产生的一切损害负赔偿责任。这样，法国的立法赔偿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大。⑦

在司法赔偿方面，1895年法国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冤狱赔偿”条文，规定被告经高等法院判决无罪确定后，对原审做出的有罪判决所发生的损害，可请求国家赔偿，从而初步推翻了国家对司法行为不负责任的做法。此后法国相关法律在1933年进一步规定，国家对司法官有关保释令的行为，有重大诈骗或过失行为时，应负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05条也规定，司法官因诈骗、渎职、拒绝裁判或其他职务上的重大过失，而做出错误判决时，受害人可请求国家赔偿。1956年11月，法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决中，首次承认对国家的司法警察活动负赔偿责任。1970年其刑事诉讼法又将司法赔偿的范围扩大到刑事追诉的全过程，国家对于临时拘禁但无罪的人，对预审结果决定不起诉或起诉后无罪释放的人，如果他们受到了损害，国家应承担赔偿责任。1972年法国制定了《建立执行法官和关于民事诉讼程序改革法》，其第11条规定：“国家必须赔偿由于司法公务活动的缺陷而产生的损害，发生此种责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过错或拒绝司法的情形。”时至今日，法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司法赔偿制度。⑧

就法国国家赔偿的具体内容而言，在国家赔偿的早期阶段，行政法院只对能以金钱计算的物质损害判决行政主体赔偿，而对精神损害不予赔偿。例如对近亲属的死亡，只赔偿医疗费、殡葬费、抚养费等，并不赔偿死者近亲属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决赔偿死者近亲感情上的损害⑨。之后，法国行政主体对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等一切损害均承担赔偿责任。

在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方面，法国确立了公务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公务过错”，指公务活动欠缺正常的标准，它与个人过错相脱离，即其虽源于公务人员，但并不归责于公务人员，换言之，公务过错不象传统民法过错或刑法过错以个人为归宿，而是将目光投向行政机关主体，以行政机关公务活动是否达到公务活动水准为客观标准来衡量公务过错的存在与否。在特殊情况下，只要公务员执行公务的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无论其是否有过错，国家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公务过错适用于除无过错之外的全部赔偿责任。无过错责任主要是指国家所承担的危险责任⑩，例如1919年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国家因对弹药库爆炸而造成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自19世纪末期始，一来由于公共事业的急速发展和行政活动范围的扩大，二来由于社会公平观念的发达，国家危险责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张，甚至向来以公务过错为必要的事项，也开始由国家承担无过失责任。{11}截止20世纪末，国家危险责任主要适用于以下领域：基于职业的危险责任：基于社会的危险责任：使用危险物的行为之责任；使用行政的危险活动的责任；使用社会安全的要求致产生个人财产收益上的危险责任等。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

法国国家赔偿就其具体赔偿内容来讲，不仅包括物质损害赔偿，亦涵盖精神损害赔偿。我国在赔偿内容方面只赔偿直接物质损失，精神损害、间接损失或预期利益损失并不在赔偿范围之内。我国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大体有三：一是精神损害的无形性决定了赔偿的无法量化性，二是社会大众关于精神损害心理定位的非价值性决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非可取性，三为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决定了赔偿的非现实性。{20}不可否认，与物质损害相比，评定精神损害确实因其无形性的特征而致难以完全量化计算，但并不能据此否认精神损害后果实际存在的现实。如仅因此而对赔偿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无奈之下的妥协，实质是对人权价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对国家机关的侵权行为的迁就、默认甚至放纵。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人的尊严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如果依然坚持对精神损害拒绝赔偿，必将使潜在的价值冲突加剧。反对的第二个理由认为在我国文化中名誉重于金钱，精神权利受损，应给予非财产性救济措施，如果通过金钱赔偿，本身就是将人等同于商品，是对人格的侮辱。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非财产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损害时，如若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赔偿，本身就是对人的价值、人格的不尊重。何况许多后果的消除、精神创伤的弥和有时也确实需要恢复性治疗。社会对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热烈关注和倾向性评价也从一侧面反映了社会大众对精神损害予以国家赔偿的法律呼唤和法律质疑。就第三个反对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国家财力相对有限并不足成为拒绝国家赔偿的理由。在《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认国家财力确实难以承受精神损害赔偿之重，即使在现有财力显著增强情况下客观上也很难容许超越国情的赔偿数额和赔偿幅度，但并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早已非制定《国家赔偿法》之时可比，故以国力有限否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行性，理由显然不足。所以我国理当借鉴法国做法，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这不仅是对精神权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综观法国国家赔偿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可就其突出特点归纳如下：

1．法国国家赔偿法的渊源以判例为主。法国虽为成文法国家，但其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靠权限争议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这与其自身的法律传统大异旨趣。究其原因，概为法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世界上并无先例或立法可资借鉴，故采取判例法的方式，“摸着石头过河”，不失为一种较稳妥的方法。

2．国家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表现之一为国家除对行政职务造成的损害普遍承担赔偿责任外，还对司法职务和一定范围内的立法职务造成的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表现之二为国家既对物质损害负赔偿责任，也对精神损害负赔偿责任；其三，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确立，国家赔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适用行政法的原则。除非有法律特别规定，或根据法的一般原则由普通法院管辖的事项外，国家赔偿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辖。

关于上述问题的解析如下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很高兴为您回答有关于的问题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国家赔偿申诉书申诉人：董某某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女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汉族，19××年8月9日出生，住××市××区××路928号3号楼31号。电话，赔偿义务机关：××市公安局××分局，法定代表人臧××。申诉人不服××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2016】豫××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特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事项：1、请求赔偿义务机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申请人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2、请求赔偿义务机赔偿因侵犯赔偿申请人人身自由赔偿金6591.6元；3、请求赔偿义务机赔偿因非法扣押赔偿申请人财产4667729.10元的利息25,670.10元。事实与理由：第一，赔偿义务机关对申诉人采取的刑事拘留措施，属于违法刑事拘留。按照相关规定，刑事拘留应严格遵守相应的程序，例如公安机关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应该予以履行通知手续，但赔偿义务机关并没有履行。按照《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该予以人身自由赔偿。第二，扣押申诉人财产的计息期间计算错误。法院认定赔偿义务机关扣押申诉人财产的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也认定扣押的财产与案件无关。按照《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计息期间自侵权行为发生时起算??但在生效赔偿决定作出前侵权行为停止的，计算至侵权行为停止时止”的规定，计息期间应该从2012年1月12日起算至2014年1月27日。以上错误，严重侵犯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此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人：2016年月日

国家赔偿申诉状申诉人：董某某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女，汉族，19××年8月9日出生，住××市××区××路x号。电话，赔偿义务机关：××市公安局××分局，法定代表人臧××。申诉人不服××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2016】豫××委赔2号国家赔偿决定书，特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事项：1、请求赔偿义务机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申请人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2、请求赔偿义务机赔偿因侵犯赔偿申请人人身自由赔偿金6591.6元杜培武案国家赔偿决定书 ；3、请求赔偿义务机赔偿因非法扣押赔偿申请人财产4667729.10元的利息25,670.10元。事实与理由：第一，赔偿义务机关对申诉人采取的刑事拘留措施，属于违法刑事拘留。按照相关规定，刑事拘留应严格遵守相应的程序，例如公安机关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应该予以履行通知手续，但赔偿义务机关并没有履行。按照《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该予以人身自由赔偿。第二，扣押申诉人财产的计息期间计算错误。法院认定赔偿义务机关扣押申诉人财产的时间为2012年1月12日，也认定扣押的财产与案件无关。按照《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计息期间自侵权行为发生时起算??但在生效赔偿决定作出前侵权行为停止的，计算至侵权行为停止时止”的规定，计息期间应该从2012年1月12日起算至2014年1月27日。以上错误，严重侵犯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查明事实，依法主持正义，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此致x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诉人：年月日